对你获取的信息，保持善意的怀疑和独立思考是明智的。
《The Magdalen Manuscript》，2002年
作者：朱迪·赛恩（Judi Sion）
翻译：暮雨
本集内容
死亡与重生：成为自己
・遇见汤姆·肯永，哈索尔的邀请
・黑暗力量，擅于伪装成觉醒
・再次崩塌，开始看见问题根源
・追随召唤，一场向光而行的欧洲之旅
・重建意义，选择活下去
・面对癌症，穿越内在地狱
・死亡来临，她终于成为了自己
引言：
再深度的灵性体验，也无法替代现实人生的重量。
黑暗从不愚蠢。它只会越来越擅长——用我们的语言，伪装成光。它不再用“罪”与“内疚”来奴役无知的人，而是悄无声息地潜入我们之中，与我们并肩而立。让我们陷入分裂与混乱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再次远离觉醒。
我曾多么渴望被爱、被理解、被接纳，希望有一个骑士将我从黑暗中拯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的世界又再次崩塌。我失去爱人，失去方向，失去活下去的意义。我开始渴望死亡。
似乎一切又回到起点，我才真正看见自己的问题根源——我一生都在在意，别人怎么看我！
一个念头出现了：如果没有人为我守住承诺，那我必须为自己守一个。
我开始上路。一场横穿欧洲的精神之旅，不是为了寻找答案，只是被某种力量推动着前行。就像一种无声的召唤，把我带回自己。
但直到死亡真正降临。我才第一次看见：一个人，如何在生命的最后， 放下所有他人的期待，成为她自己。
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排。”
“连护理都在替我安排‘我该如何看这个世界’”
“所有人都希望成为那个‘治好我的人’”
“但那是他们的期待，不是我的。”
“现在，你终于允许我拥有，我自己的选择了。”
死亡与重生：成为自己
・遇见汤姆·肯永，哈索尔的邀请
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在我脑海里说：“ 你必须去找到那些音调。 把那些声音当作圣诞礼物送给他。”
嗯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我给所有专业唱歌的朋友打去电话，请他们为他在圣诞节“唱一首歌”，但他们不是在巡演，就是抽不开身。
后来是一天晚上，一位女性朋友打电话来，在聊天中提到 Tom Kenyon。那一刻，我的心猛地一跳，脑海里仿佛响起了铃声——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并不常见。
多年来，人们一直告诉我，Tom Kenyon 的工作有多么惊人，也有很多人说我们应该见一面。事实上，在我那些“学医之旅”期间，我曾好几次带着他的电话号码回家，想着约他会面。但每一次，都会被那位“伟大的药师”咆哮着拒绝！（后来我才明白原因。）
而现在，我身边有一个支持我、爱我的人，我可以去见任何“我觉得是被召唤的人”。那些“无声之语”在我脑海中，像敲响的钟声一样引起共鸣，催促我行动起来——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份圣诞礼物。
我找到 Tom 的电话号码，拨通了他办公室的电话，留了一段至今都让我尴尬的留言。
我记得，我当时大概是这样说的：“我知道你不认识我，但多年来很多人都说我们应该见面。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对你说过同样的话，但无论如何，我现在需要为一个对我来说非常特别的人，找到一份非凡的礼物。我想知道，你是否愿意成为这份圣诞礼物？”
几分钟后，他回了电话。我们约好去他位于加拿大边境附近的家“送礼物”。两天后，我们开车前往去“接收”这份礼物。
而那时，我甚至都不知道 Tom Kenyon 是做什么的！
我完全不知道，他的工作与“声音”和“音调”相关。我只是单纯地在跟随自己的 内在指引 ——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刻意回避的事情。
我们走到他家门口时，被一只我这辈子见过的、屋子里体型最大的动物迎接。它的名字叫 Merlin。它几乎不用抬头就能直视我的眼睛，从头到脚打量着我们。它的头很容易就能够到我的胸口。那体型，比一匹迷你马还要大，一半猎犬血统，一半是大丹犬。
Merlin 把我们领进屋，不久 Tom 也出来了。他让我们在沙发上坐下，然后拆开一个水晶碗，开始召唤大天使。
我闭上眼，但当他开始吟唱时，我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了。我必须亲眼看看，才能相信自己所听到的！
我惊讶于，这种“天籁之音”不可能来自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，也不可能来自任何人类。这是上帝的声音。我从未听过这种声音，不论是在唱片里、音乐厅中，还是任何地方，甚至在梦里也没有。没有人能发出这样的声音。
泪水瞬时夺眶而出，我的身体开始颤抖。我从未体验过如此深刻的感受。我感激这样的声音，竟然真实存在于世上，而我如此幸运能与它共处一室。
这样的声音本该被锁在深宫中，隐藏在歌剧院的殿堂，被层层守卫和保护。没有人能轻易接近拥有这种声音的人，而我此刻就在这里。
我在沙发上悄悄往后挪了挪，不想“占有”这些音调——这是我为朋友准备的礼物，不是给我的。我只是感激能一起待在这个空间里。
在召唤完大天使后，Tom 开始通过声音和音调，引导我的朋友进入“ 伊比斯之眼 （the eye of the Ibis）”，穿越其中，进入另一个维度。有时，他的声音像一只鹰，有时又像一头鲸，而这一切竟然都出自 Tom Kenyon 之口。
「暮雨・注」伊比斯是一种朱鹭的形象。在古埃及文化中，伊比斯是神 Thoth（托特）的象征。代表知识、意识和神秘智慧。“眼”（Eye）在灵性语境中象征：觉知、更高维度的视角。
我们两人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。
随后， 哈索尔（Hathors） 通过 Tom 降临，与我的朋友交谈，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。当那些声音、信息与指引通过 Tom 传达完毕后，Tom 短暂地“回来”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哈索尔女神希望与你交谈，Judi。”
我完全愣住了。我根本没有期待任何关注。这原本是我为别人准备的礼物！我立刻坐直了身子，感觉到整个房间弥漫的能量正在增强。
但奇怪的是：她对我说了什么，我完全没有记忆。在场的任何人，也都记不起来。我想总有一天，我会有机会亲自去问女神。
但我知道，那段话一定让我倍感荣幸，充满爱意，而且极其私密。私密到我们在场的任何人都不能记住。我只记得，她提到了我最近与“黑暗力量”的那场战斗，并祝贺我仍然活着。
当我们离开时，Tom 在门口拦住我，说：“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平时不这么做。”
“你指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我不会在家里私下接待任何人。”他语气平静地说。
“那你为什么今天让我们来？”这个问题听起来再合理不过。
“是哈索尔让我这么做的。”他说完就关上了门，把我留在门外。我站在那里，感觉既惊奇又兴奋。
我知道哈索尔。他们是跨维度的存在，在古埃及时期非常活跃，并带来过许多帮助。他们是“声音与爱”的大师。但在此之前，我从未真正与他们有过接触。
回到我的小岛后，我整个人像被无形的力量缠住了。那些声音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我隐约感觉到某种“能量联系”正在形成，一种深层的连接。
我的朋友，从未被任何事物如此深刻地影响过，而我也为自己创造出了有史以来最惊人的圣诞礼物，而感到骄傲！
与此同时，那种连接感于我内在深处，仍在不断生长。
Tom Kenyon 那句话始终萦绕在我心头：“是哈索尔让我允许你们来的。”
于是大约一周后，我又打了电话给他。“既然哈索尔人曾经让你允许我们来，那他们会不会也允许我们再来一次？”
他笑了，说他相信会的。于是，我们又安排了一次会面，再次前往。
在那次会面中，我了解到了关于我们与古埃及之间的联系。而在会面结束时，一切都变得非常清晰，那是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，老朋友们又重新找到了彼此。与此同时，我也终于明白，为什么我之前的伴侣会对Tom Kenyon 嗤之以鼻，坚决拒绝与他见面。
他们向我展示了：我是如何走在一条悬于深渊之上的钢丝上，那深渊充满黑暗，意图将我吞噬。只要稍微偏离一小步，我的生命就可能轻易终结。
・黑暗力量，擅于伪装成觉醒
在我讲述的，这个被大量简化的人生经历中，我看起来也许并不那么理性。我没有把自己的逻辑推演过程，完整写出来。
但事实上，我是一个极其务实的现实主义者。我讲逻辑，甚至可以说是到了偏执的地步；我也非常忠诚，同样到了“过头”的程度。我曾经也是那种过分乐观和天真的人，而我正在努力克服并迅速摆脱这一点。
我是一个习惯用演绎推理来思考的人。
我最重要的老师是那位“风中的朋友”，他总是对我说：“大师，把它推理清楚。”
我很喜欢他这样称呼我，而不是要求我以一种虔诚、甚至奴役的姿态去仰视他。他总说，如果我们一直把某种存在称为“主人”，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——我们本身就是上帝。
我开始意识到： 黑暗并没有愚蠢到让自己看起来像“黑暗”。它往往伪装成光明，因此要辨别它，变得极其困难。
仔细想想，这其实很合理。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“魔鬼”，那它若足够聪明，会藏在哪里呢？它会躲在教堂里，或是某种类似的结构中；它会藏在“灵性”里。
虽然我很早以前就已经明白，从某种意义上说“魔鬼”掌控着罗马教会以及许多政府。但我从未审视过我自己身处的“灵性圈子”——我一直相信那才是真正神圣、承载着世界希望的“另类灵性领域”。
直到那一刻，我才真正明白：黑暗并不愚蠢，它只是邪恶。
而且， 它必然会渗透进来，使用我们自己的语言，来削弱我们的觉知。从而在这个过程中，试图压制整个人类意识的提升。
黑暗——这种奴役的力量，已经无法再通过 向我们灌输“罪”与“内疚”，让人们处于无知中， 来阻止我们提升意识。
于是，它学会了另一种方式：悄无声息地潜入我们中间，与我们并肩而立， 伪装成我们的一员，引诱我们陷入混乱与分裂。 再一次把我们从“个体基督意识”的觉醒边缘，击退。
或许我需要澄清一下，我所说的 “邪恶”是什么意思 。在我这里，“邪恶”指的是——任何阻碍“基督意识”在地球层面显现的事物，任何阻碍觉醒与开悟的力量。
・再次崩塌，开始看见问题根源
那天晚上，我的朋友整夜未眠，一直守着我。他坐在床边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泪水顺着脸颊不断流下。我问他为什么哭，他说，他从未意识到自己曾经差一点就失去我，一想到我曾处在那样的危险中，他的心就像在被撕裂。
当我醒来时，他依然坐在那里。他发誓，他会倾尽全力不让我再次陷入危险。
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 Pam Kenyon（Tom的妻子）。她一走进来，某种光芒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，那光仿佛从她的心中直射而出。Pam的笑容充满感染力，气质如同女神般纯净，她是我所认识的最美丽的人之一。
Pam 和 Tom 成了我非常亲密的朋友。当他们搬到岛上，几乎就住在我们隔壁时，我的生活仿佛受到了祝福，我们的生活圈子也像终于完整了。
后来，我的“骑士”回欧洲待了几周，我原本也打算很快过去与他会合。在最初的一周里，他每天给我打好几次电话。但随后，他发现他的欧洲商业伙伴一直在挪用公司的资金。接着，这个合伙人把所有银行账户里的钱都转走，然后逃跑了。
在这场危机中，我和我的“骑士”依然每天通话好几次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直截了当地问他：“你现在还剩多少钱？”我才真正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。他说，他口袋里只剩下20美元，连加油回家的钱都不够，所以他打算把车停在停车场，改坐公交回家。
然后，联系突然中断了。
我心里的那道光，也再次熄灭。
他曾是一个极其成功、极具影响力的男人。为了在美国开启一项新的事业，他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抵押给了那个后来消失的人，用来筹集启动资金。因此，这场损失不仅是财务上的，更是情感上的重创。
这件事发生后，许多人都受到了牵连。不仅我的朋友失去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，他还对那些同样受到牵连的员工，感到深深自责。他们现在正绝望地向他求助。
我还记得我与他的最后一通电话。我能听出他声音里的紧张，也能听到背景中隐约压抑的啜泣声。我问那是谁在哭，他说，是公司的一位高管。那个人不知道该如何偿还抵押的贷款，而我的朋友拿不出一分钱帮助他。
然后，电话那头陷入了沉默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每天晚上抱着无绳电话入睡，每隔一小时就醒来一次，只为了确认电话还能正常通话。
六个星期过去了，我几乎被担忧逼疯。他曾在我最糟糕的时候挺身而出，救了我一命。现在，我必须为他做同样的事，但我甚至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。所有公司的电话都已经被停掉了。
最后，在绝望中，我联系了唯一 一个我认为还能把消息传给他的人。我请求那个人去找到他，并告诉他：我正赶往欧洲去帮他。我只是想让他知道，他并不孤单。我请那个人转告我的朋友：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都可以一起把事情解决好。
我的信息确实得到了回应，但却不是我想要的那种。
我收到了一份传真。上面写着，他已经无法再继续成为所有人的依靠。他说，这些年来，他一直在满足所有人的需求，他照顾了太多人，而现在，他需要开始好好照顾自己了。他说他要离开一段时间，独自一个人，好好想想。
他说他非常爱我，爱到无法用言语表达。并且总有一天，我会抬头看到他再次走在去我家的那条路上。
他让我不要去找他。他说，他会回来找我，但那将会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。
我无言以对，那种失落感难以言表。
我蜷缩在地板上，手里紧紧攥着那张光滑的传真。我记得外面天亮了，但我的内心却已经坠入黑夜。太阳在我心中落下，而黎明，要很久才会到来。
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完全读完那份传真，我的养母在弗吉尼亚的邻居，那些“善良的基督徒”，总是以“基督之名”对别人指手画脚的人们，打电话来说，母亲已经不再适合一个人生活，如果我不采取行动把她带走，他们就会举报她，把她送到社会福利机构。
他们说她变得越来越刻薄，他们不想再被她打扰了。
于是，我和 Adrianne 飞去了弗吉尼亚，收拾好母亲那为数不多的家当，把她带回了我们那座岛上的农舍。
我拥有极其强大的内在力量和求生意志，但我已经逼近自己的极限了，而且我很清楚，我就像一块漂浮的浮冰，而那块冰正是我的心。
我挺过了施虐者的折磨，也承受着失去我本以为是生命挚爱的痛苦，而现在，我还要去照顾那个带给我童年创伤的人？
她刚搬来不久的一天晚上，我在一个女性朋友家里哭得撕心裂肺。大约下午五点，我开车回到家，看到95岁高龄的养母坐在窗边，就像我18岁那年时一模一样。
我打了个寒颤，深吸一口气，走了进去。
“你去哪儿了，小姑娘？你怎么敢这么晚才回家？”她瘦骨嶙峋的手指在我鼻子前，戳来戳去。
她哼了一声，发出轻微的啐啐声，还不停摇头。“好女孩是不会这么晚还在外面瞎晃，这样看起来可不太好！还是说，你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？”
就在那一刻， 我看见了我所有问题的根源——那就是 我一生都在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！
我昔日“风中老师”的话，在我耳边反复回响：“看看你周围，大师。看看你身边的人。没有一个人会为你挡子弹。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你去死。如果他们都不在乎你，那你为什么要为他们而活？”
我厌恶“维多利亚女王”又回到我的生活中，而我无比思念我的“骑士”，那个真正爱我的人。他爱的是我的存在本身，而不是我的外在形象，不是我看起来如何，甚至也不是我为他做了什么。
耶利哥的城墙轰然倒塌，我内在的防御与支撑在脚下崩解。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托住我。
那里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「暮雨・注」“耶利哥的城墙”形容一座本来坚不可摧的防御结构，被非暴力方式击溃。源自《圣经·约书亚记》，记载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时，没有直接进攻，而是围着城墙每天行走一圈，持续6天。第7天绕城7次，并吹号角、大声呐喊。然后城墙轰然倒塌，以色列人一拥而入攻下了该城。
我终于开始触碰到“ 愤怒 ”，那种对我生命中所有施虐者的愤怒。我整整花了四十年，才真正找到我的愤怒，而它后来成为了我一个强大的盟友。
现在，我将因朋友的失踪学会“ 悲伤 ”。这是我第一次觉得，终于有人真心爱我。如今，仿佛一万世的泪水奔涌而出。我根本无力止息这种痛苦。
过去，我总能筑起一道情感的堤坝，控制一切。但这一次洪水彻底失控，无法平息。没有任何慰藉可以安慰我。
鹰在嘶鸣，但我听不见；
巨大的鲸鱼浮出水面，我却看不见它掀起的波纹；
就连白色猫头鹰也来安抚我，但我已经感受不到任何温柔的触碰。
我带着痛苦和求死的渴望，度过了漫长的两年。
翻遍任何词典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，足以描述这种痛苦的深度与强度。
你知道当一个人连续哭上好几个小时，会发生什么吗？当哭泣达到某个极限，你只能痛苦地干呕，直到真正吐出来。
就像被痛苦哽咽到窒息。
Oscar Wilde 的那首伟大叙事诗，在我脑海中无休止地循环回响。
“然而，每个人都会杀死自己所爱之物，请让所有人都听见这一点。懦夫用言语，善良的人用剑。”
无论是懦夫，还是善良的人，都曾以各自的方式“杀死”了我。
我向神祈求，让我死去。我渴望死亡，我想要死亡。我没有勇气真正去做什么，但我确实渴望它。我在脑海中反复幻想，甚至希望自己有勇气去付诸行动。
我把几乎所有人都从我的生活中切断了，只留下我的女儿们，以及 Tom 和 Pam。
Tom 和 Pam 用充满爱的友谊包覆着我，把我带入他们的内在圣殿，像照顾一只受伤的小鸟一样照顾我。还有另外三位朋友也始终陪伴在我身边。
我的女儿们紧紧抓住我。Adrianne 对我说，总有一天我会重新想要活下去，我完全无法相信这句话。而 Jennifer 则说：“妈妈，你想想看，下一个会有多么了不起。他一定会更好。”
我觉得她简直疯了。“我绝不会再让任何男人靠近我十英尺之内，”我对她喊道，“绝不！绝不！别说这种疯话！”
于是，我决定给自己一些时间。我觉得自己已经消化了太多情绪，多到足够一生的分量，现在我再也承受不了更多。
在痛苦和愤怒的夹缝中，我对死亡的渴望不断疯长。
我想不起，这一生中有谁曾真正对我履行过承诺。这些年，有太多承诺落空。
于是，一个念头在我心中诞生。
既然没有人曾对我守住过承诺，那我必须为自己守一个承诺。
我一直答应自己，总有一天要带着女儿们去欧洲，来一场精神之旅。正如人们常说的——在绝境之中，才会做出非常之举。
・追随召唤，一场向光而行的欧洲之旅
我用尽所有积蓄，雇人照顾母亲，又在网上租了一辆车，然后带着Jennifer 和 Adrianne 飞往阿姆斯特丹。
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个能一起度过的夏天。
Jennifer 秋天就要独自去印度，而 Adrianne 也即将进入高中最后一年。但我决定，可以晚一个月再回学校。她在公立高中一个月能学到的全部知识，都远不及我们一起去欧洲旅行、寻找女神遗址所获得的体验。
我们抵达阿姆斯特丹后，一位朋友的朋友来接我们。Ron 把我们带回他家，并坚持不让我们提前睡觉，好让我们更快适应欧洲的时差。
Adrianne 很快就睡着了，而我和 Jen 则互相掐对方，强撑着不让自己睡着。他放了一部纪录片，说一定会让我们感兴趣，结果远远超出了他的承诺。
那是一部关于“ 锡安隐修会（Priory of Sion） ”的故事，讲述了我的名字Zion（锡安），也讲述了一位名叫 Saunière 的神父，以及他发现的一笔宝藏。而他留下的少数线索之一是一张羊皮纸，上面写着：“宝藏属于 Dagobert，也属于锡安。”
我的思绪瞬间闪回到我出生的那个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小木屋，以及我的出生名字——Zion（锡安），也正是源自Sion。
我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因为不到一年后我被收养时，得到的另一个同样意味深长的姓氏——Pope（教皇）。
我一直打算，在收养我的那位女性去世后，把自己的名字改回出生名。而现在，她已经95岁了，仍然活着。 而我，则卡在两个名字之间 ——就像她卡在痴呆与清醒之间，卡在这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之间。
那部纪录片，讲述了一个我知道是真实的故事，一个我在内心深处早已确认、也曾与许多人分享过的故事。但我从未想过，竟然还会有别人讲出同样的故事。
我是通过逻辑推理，一点一点从零散线索中拼接出这个真相的；同时，也来自一种“女性的直觉”——那种总是能感知真相的内在感受，或者至少是她自己的真相。
而现在，这部纪录片呈现出的“证据”（至少它是这样声称的），正好印证了我长期以来所知道的东西，那个让我一直感到孤独的真相。
纪录片里提到了一个名字，我记得是：Rennes-le-Château。我当时发誓，一定要找到这个地方。我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：Rennes-le-Château，它在法国的某个地方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就出发了。我只有一个目标：找到这个地方，解开我自己的谜题。
我们以极快的速度穿越德国，途中遭遇猛烈的冰雹，砸得车顶满是凹痕，在晨光下闪闪发亮。在抵达法国之前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于是，我们一路开到意大利的 Ancona，然后直接登上渡轮前往希腊。
我们几乎是追随着一弯新月，一路走到了 Delphi。
我们看不懂地图，那上面全是希腊文！但在深夜，我们仍然沿着山路攀行；当月亮落下，我们就跟随着自己的心前行。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当你站在一片你曾经“生活过”的土地上，却又无法真正自由探索它。
我们站在一道小小的链条前，上面写着“禁止入内”，它挡住了通往 Pythia 泉的入口。可你又怎能阻止一只燕子飞回 Capistrano 呢？我们贪婪地喝着泉水，然后爬上泉水后方深深凿出的古老石梯。
随后，我们去了靠近 Nafplion 的赫拉之泉（Hera’s spring），在那里饮水沐浴。根据传说，赫拉每年都会回到这里，恢复她的贞洁。
但在希腊的经历中最令人难忘的，并不发生在那些所谓的“圣地”。
那时，我们在地中海沿岸、靠近 Isthmia 的某个露营地睡觉。大约凌晨三点，Pam 出现了，把我叫醒。她对我说了些什么，但我当时昏昏沉沉，仍半梦半醒，于是她抓住我，把我猛地扶坐起来。
我就那样直直地凝视着她的脸，光彩照人，美得不可思议，而且，她是那么“真实”地在我眼前。
她对我说了六个字，然后我又倒了下去。她再次抓住我的肩膀，把我拉起来，这一次还用力摇晃我。她又重复了一遍那六个字，直到我清醒到足以真正听清。
她从我这里“取走”了一个承诺，然后才放开我。
我环顾四周，才发现自己正坐在地中海的海滩上，而且是在深夜。我把女儿们叫醒，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们。我们谁也无法理解那意味着什么。
几天后，我们坐渡轮回到威尼斯，穿过意大利，进入法国，终于开始寻找 Rennes-le-Château——但我们寻遍地图，却发现根本没有这个地方。
于是我们决定去 Arles，看看那里的光线是否真的不同。梵高曾在那儿作画，并坚称 Arles 的光，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一样。于是，在某个傍晚，我们来到了 Arles 以南。当阳光洒落在那里时，那种光，确实与我在地球上见过的任何地方都不同。
从那一刻起，我想你可以说，我就只是追随着光前行。
Arles 本身让我觉得过于喧闹，所以我们没有进城，而是继续向南行驶。根据地图，地中海并不远，大约绕行三十英里就能到达。随着我们一路前行，地势逐渐变得平坦，薰衣草田一望无际，间或有沼泽草从中探出头来。
拐过一个弯，我们差点撞上一位骑着白马、赶着一群黑牛的男人。他戴着一顶旧旧的、被汗水浸透的牛仔帽，穿着一条 Wrangler 牛仔裤——这是一个真正干活的牛仔，而不是用来表演的。他腿上穿着满是汗渍的皮套裤。
我们继续往前行驶，薰衣草田逐渐消失，变成了溪流纵横交错的湿地，成群奔跑的白马随处可见。路两边的农场都提供骑马体验，我们选了一家。
我们骑着马儿一路小跑，绕过一个拐角时，惊动了数百只粉色火烈鸟，它们一齐振翅而起，掀起一阵气流，把我们惊在原地。马对此习以为常，我们却被那景象震撼住了。
那一刻，我彻底被这个地方迷住了。
道路的尽头就是大海。我们在一个小镇找了个房间住下。在那里，海鲜饭比可丽饼更容易找到，斗牛场占据了本该是停车场的位置。
我一直都不喜欢教堂，一直如此。在我看来，它们是虚伪的象征。但我读到过，这里有一座建在女神遗址上的小教堂。事实上，大多数教堂都是建在这样的地方。
我们在散步时，刚好发现了它。于是，我们走进了这座位于 圣玛丽海滨 的小教堂。教堂的壁画描绘了一群女人乘船的画面，那些玛丽姐妹们。而我在内心深处珍藏了多年的故事，终于开始有了具体的地点，也似乎得到了历史的印证。
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曾经来过这里。
这些年来，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几乎成了我某种意义上的守护神。在我眼中，她是那位失踪的新娘。
《圣经》的编纂者不仅剥夺了基督的女性特质，更是羞辱和污名化女性。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一个被塑造成娼妓的女人；并因此所有女性也一同被如此对待。
每当我向抚养我长大的那位女性询问我的生母时，她总是面露难堪，带着一丝颤抖回避这个问题，言语间暗示我生母“品行可疑”。
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我对这种“ 仅凭一点点不恰当行为，就轻易否定一个人 ”会造成多大伤害，有着切身体会。更何况，是像抹大拉的玛利亚那样，被直接贴上标签的人。
不知为何奇迹般地，我们找到了传说中——抹大拉在耶稣受难后，乘船抵达法国的地点。
根据当地传说，她与几位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一同乘船而来。其中有一个年轻女孩，他们叫她 Sarah。（抹大拉说，她的名字其实无法准确翻译成英文，发音更接近喉音，拼写成 Sar'h 可能更接近真实发音。）
传说将 Sar'h 描述为一名侍女，人们推测她是埃及人。但在我的认知中，她是耶稣（Yeshua）与抹大拉的女儿，被称为“黑暗之主（Dark One）”，因为她必须被隐藏在阴影中，以保护自己的生命。
我们参观了那座小小的地下墓室，Sar'h 的雕像一年中几乎每天都在那里（只有一天例外）。在那里，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陶醉。事实上，这是我一生中唯一 一次在教堂中感受到“神圣”的时刻。
Sar'h 是吉普赛人的守护神。每年春天，成千上万的吉普赛人从欧洲各地来到这里举行仪式，将她的雕像抬向大海，按照女神伊西斯的仪式为她沐浴，以示敬意。
人们整年都会来到她的地下墓室，祭拜她。为她带来崭新的长袍，温柔地为她披上各种衣料：塔夫绸、薄纱、亮片、花边……一层又一层的覆盖，直到将她堆叠得越来越丰盈、隆重。
他们会牵着婴儿的小手，轻轻触碰她的嘴唇；亲吻她那木制的脸颊，将自己的眼泪抹在她冰冷神圣的木质肌肤上。
而在这特别的一天，她的雕像会被高高抬起，安置在华丽的轿子上，由装配银色马鞍的白马引领。马儿们喷着鼻息，昂首踏步，骄傲庄严。她在人群之上缓缓前行，穿越拥挤的信众，一直来到海边，那个她曾与母亲一同登陆的地方。
那一次在墓室里，我站在她的雕像前，她仿佛在召唤我。我发现自己渴望在此停留与她共度时光，愿意耐心地等待，只为靠近她，向她致敬，一遍又一遍。
我终于鼓起勇气，用手指轻轻触摸她的木制脸颊。在那一刻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我唯一能让自己离开的方式，是向 Sar'h 承诺——总有一天，我会和吉普赛人一起前来，看她驾云而去，奔向大海。我告诉自己：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找到 Rennes。
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，我已经无法回头。
你无法想象我们当时的状况——三个女人驾车穿越欧洲，一路睡在露营地、在车里过夜，偶尔住旅馆。我们在追寻历史，寻找血脉，找寻那种流淌在血液中的情感。
我们被某种难以解释、却又无法抗拒的力量驱使着前行。
我们没有导游，除了米其林指南，没有任何地图作为指引。但我们还是没能到达 Rennes, 它似乎一直躲避着我们。
最终，我们来到了 Lourdes。
放眼望去到处是悲伤绝望的人，一种沉重而无法忽视的悲凉，弥漫在空气中。那里挤满了病痛、瘫痪与衰老的病人，他们弯曲着身体挤在一起，被几十名身穿黑袍的女人抬在担架上，再由同样一脸忧伤的修女们引领着前行。
还有数百人，焦急地把塑料瓶举在水龙头下接水。那些瓶子做成了圣母玛利亚的形状。他们灌满水，拧紧瓶盖，再塞进购物袋，像对待普通纪念品一样带回家。
装在塑料圣母玛利亚里的圣水！我顿觉一阵反胃。
一向从不说任何人或任何事坏话的 Adrianne，此时却开口：“这是我见过最黑暗的地方。你如果想待在这里可以，但能不能先把我送到小镇边，等你离开时再来接我？”
我们好不容易撑过了 Lourdes。那天下午，在我拼命寻找，却始终找不到一丝光明之后，我们离开了那里。透过后视镜，我看见身穿黑袍的修女，推着覆盖着黑布的担架和老旧的轮椅，把人们送回旅馆和大巴。
那天，Lourdes 的泉水中，并没有奇迹发生。
我的内心却清楚地告诉我——Rennes 在我们身后，就在我们去 Lourdes 的路上，几乎近到我们为了赶去 Lourdes 而错过了它。
时间不多了。我们很快就得回到阿姆斯特丹，还有航班要赶，Adrianne 要回去上学；照顾我母亲的那位女士需要回家；而 Jennifer 也将在几天后前往印度求学。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把车头调转向东，我们重新驶回比利牛斯山脉。
当夜幕降临，那一轮满月仿佛在对我低声吟唱，在山丘之间穿行、忽隐忽现。然后，月亮开始一点点消失，像被某种入侵的力量啃食。我们把车停在路边，看着那轮满月，在比利牛斯山脚的某个地方，慢慢进入月全食。
那一晚，我们在车里睡去。车停在一条偏僻的小路旁，我们寄希望于这条小路，就在通往 Rennes 的路上。
我们在一阵寒意中醒来，地面还沾着露水，远处传来牛群的声音，还有公鸡此起彼伏的啼鸣，像在召唤清晨。我伸了个懒腰，惊讶地发现，自己竟然已经学会蜷缩在方向盘下睡觉。
一整天，我们开车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，沿着乡间小路行驶，时不时停下来打听 Rennes-le-Château 的方向。有人给我们指了路，结果却把我们带到了一处荒无人烟的废弃房屋前。
我完全不知道，我们是怎么绕到 Carcassonne 南边一个小镇的。但我们在那里停下了车，打算询问去旅馆的路。那一晚，我迫切需要一张真正的床。
“嗯，这附近唯一能住的地方，就是河边的那座旧城堡。”
我早该意识到，在经历了一场满月、月全食之后，也许我们正在跨入某种不可解释的超自然领域。一种难以言喻的预感攫住了我。
我们绕过塔楼，爬上历经岁月磨蚀的石阶，仿佛有无数双脚曾走过这些阶梯。这座城堡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圣殿骑士年代。那时，风中流传着骑士与十字军东征的故事；神秘主义弥漫在卡特里派的家园与炉火之间——卡特里派（Cathars），这个曾经的宗教群体，历史上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教派之一，最终被天主教会屠杀殆尽。
我能感到那种神秘感，正悄然潜入我的意识，像藤蔓一样攀爬生长，带着一种我早已熟悉的幽微召唤，缠绕着，向我的内心深处延伸。
它俘获了我，把我带入了梦境。
清晨，我早早地顺着塔楼的旋梯走下来，坐在高墙环绕的庭院里，一边啜着意式浓缩咖啡，一边吃着羊角面包。法国南部的生活，的确美好得让人放松。
我们收拾好行李，开车离开小镇。透过后视镜，垂柳在身后轻轻摇曳，像是在送别我们。我们随意选了一个方向出城。我先向右转，然后又左转。我也说不清为什么。并不是那种“放空自己，让某种力量接管方向盘”的感觉。我只是转了个弯，然后一路沿着山路盘旋而上，一圈又一圈，越爬越高。
忽然间，我的脸、手臂和双腿都泛起一阵阵刺麻感，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涌上来，整个人情绪高涨。
当我们到达山顶，把车停在一个极小的村子里。我们只能沿着唯一不会掉下山崖的方向，往前走。然后，我们经过一家书店——门口清楚地标示着：这里卖的是神秘学书籍。
我无法形容，在这样一个小到极致的村庄里，出现一家“神秘学书店”是多么突兀、多么不合常理。
我们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。爬上一个山坡，它就在那里——Rennes-le-Château 的那座小教堂。
门吱呀一声，轻轻地打开了，仿佛刻意营造气氛。我们走了进去，一进门就“遇见了魔鬼”——至少无知的宗教人士是这么认为的。那是一尊大约一米高的木制雕像，有分裂的蹄子、长角、龇牙咧嘴的面容，而它的手中，竟然托着圣水。
「暮雨・注」这里的“魔鬼”指的是阿斯莫德像（Asmodeus statue），据说这座雕像是建于1880年代至1890年代间，当时贝朗热·索尼耶（Bérenger Saunière）神父主持修缮教堂时增加的。
“阿斯莫德（Asmodeus）”在犹太教与基督教传统中，被视为欲望与贪婪的恶魔。在 Rennes-le-Château 的语境中，这尊雕像被视为守护或隐藏某种秘密的象征。
暮雨从另一个角度分析，为什么这个教堂会设计这种“反常符号”？也许是为了造成一种认知反转，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，提醒人们——必须穿过“你不接受的部分”，才能进入神圣部分。
教堂里，一块浮雕画板上，抹大拉的马利亚坐在那里，脚边放着一颗头骨。
在另一幅描绘《最后的晚餐》的画作中，她被画在桌子底下，当门徒们举杯向耶稣敬酒时，抹大拉却将脸颊轻轻贴着他的脚踝，头发缠绕着耶稣的双脚。
教堂的天花板被漆成蓝色，点缀着繁星，仿佛一座古埃及陵墓。
我赶紧坐在一张长椅上，生怕自己的双腿支撑不住，我那颗正在剧烈颤抖的心。
教堂后方，是神父贝朗热·索尼耶（Bérenger Saunière）的居所，以及他亲自建造并命名的“抹大拉塔（La Tour Magdala）”，它俯瞰着比利牛斯山脉的壮丽风景。
那部纪录片提到的，关于索尼耶神父那次“著名发现”的秘密——对我来说，那并不重要。我不在乎他到底发现了什么，也不关心他把秘密藏在了哪里。我没有兴趣去挖掘墓地。
我真正想“挖掘”的是别的宝藏。
我想要的是谜团背后的真相；我想要的是“灵性炼金术”的真相。
而我知道，这一切都与抹大拉的玛丽亚有关，以及她与耶稣之间“密教性”的亲密关系有关。究竟是什么样的秘密，如此重要？以至于天主教会不惜毁灭整个民族，摧毁整个地区，只为将其掩埋？
难道是：耶稣并非禁欲之人？抹大拉的玛丽亚并非妓女，而是耶稣的新娘？一位高级入门者，在伊西斯神庙中接受过最高层级的训练——为她与耶稣的“神圣结合”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
他们是否有一个女儿？而这条血脉的家族，在某种意义上才是“王国”的真正继承者——至少，对于那些像教会一样相信王权、畏惧王权的人来说。
尽管我在欧洲走过了那么多地方，攀登过多少山峰；尽管一路上，经历了许多异象与来访。但现实，最终还是把我们召回。
・重建意义，选择活下去
生活无法逃避。我们回到了家。
欧洲的精神之旅，虽使我的内心深受触动。但那些触动，也只是暂时让我的失落，得以分散注意力。
我对自己说，也许“亲密关系”并不是我这一生要完成的使命。也许，我该把自己一直举着的那把火炬，交给真正能把这件事走到底的人——显然，那个人不是我。我与童年时期那些“内在指引者”和解，也向自己曾经的所有梦想道别。
直到一天晚上，我和 Tom、Pam 一起开车穿越霍皮人（Hopi）的土地，我突然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。
Tom 与 Pam 之间的爱是我此生见过最深沉、最纯粹的爱情。我为能见证这种爱，而感到无比兴奋。我越靠近，就越清楚地看到真爱的存在。那不是“装”给别人看的，也非刻意经营出来的。
他们从一见钟情开始相爱。这份深邃的感情，并没有因时间流逝，或彼此缺点的暴露而减弱分毫。他们依然在精神与情感的各个层面上，把对方置于极高的位置，彼此尊重、彼此珍视。
“也许，我并不是那个应该在‘神圣关系’中完成这项功课的人。”我从后座突然脱口而出，在黑暗中胡乱比划着，语气一如既往地戏剧性。
“我从没见过两个人像你们这样相爱。能把‘神圣关系的火炬’交给你们，是我的荣幸。现在，我终于可以放松下来，可以停止寻找了。我不会再进入任何一段关系。我把这把火炬，交给你们。”
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正理解，我这些话背后的深意。但我还是从后座探身向前，郑重地宣布了这一切。
我告诉他们，我从未见过任何两个人，能像他们这样相爱。我滔滔不绝地说着，说我一直被告知，我此生是来完成一项工作—— 通过与伴侣共同生活，在日复一日完全和谐、对等的相处中，在对彼此真诚的爱中，实现男性与女性能量的平衡。
然后，我猛地把手向前一伸，仿佛真的在递出一把火炬，干脆利落地宣布：我不再参与亲密关系了！从今往后，这项任务交给他们去完成。
说完，我靠回座位沉默起来——我用沉默，来强调我的决定。
然而，到那时为止，我已经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，渴望死亡。
而我通常都会得到自己想要的。 只是我渐渐意识到，讽刺的是——往往是在我已经不再想要它之后，才会得到我想要的。
于是，这一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：
某些身体症状带来的不适感，开始逐渐压过我对抑郁症本身的关注。我的关节开始酸痛，走路变得疼痛难忍。整个人状态糟糕透顶。我的力量似乎耗尽了，连带着意志也随之枯竭。我浑身无力。夜里无法入睡，辗转反侧，被过去的种种“幽灵”纠缠。
后来，我通过一位在 CItah 的女性联系上了大天使梅塔特隆（Metatron）——那位女士是一位杰出且真诚的人，同时也是一名“ 医学直觉者（medical intuitive）”。
我做了几次解读。在那些年里，这些解读加上我通过 Tom 从哈索尔那里获得的信息，是我仅有的安慰与疗愈来源。
然而这一次，梅塔特隆对我说的话却异常严厉。
他说，我已经处在 系统性红斑狼疮 的早期阶段。如果我不立刻采取措施治疗，我终将“如愿以偿”走向自己曾渴望的死亡。随后，大天使给了我一套需要服用的抗氧化剂配方。
我立刻打电话给 Tom，请求与哈索尔进行沟通。我需要证实，或者说，一个不同的意见。
当哈索尔人通过 Tom“进来”时，我先承认了自己的“不忠”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最近也在找别人寻求帮助。他们听了大笑起来。然后，在我还没来得及说出自己已经听到的信息之前，他们就直接开始讲述我的问题所在，以及 如果我选择活下去，可以如何疗愈。
接着，他们给了我一组声音——我需要用来释放与疗愈身体的声音。这些声音被录了下来。我把它们带回家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。我相信，是 Tom 的“哈索尔之声”再加上那套抗氧化剂方案，一起治愈了我的病痛，让我恢复健康。
不过我必须说，虽然我亲身经历了声音带来的疗愈，但当时我并没有真正把 Tom Kenyon 视为一位老师。坦白讲，我对“老师”这件事一直心存抗拒。我观察了 Tom 很长一段时间，他的品性为人一贯严谨与自律。我才决定冒险一试，看看他到底在教什么。
但到了这个阶段，哈索尔的“声音”对我生命的影响已经非常显著。
当 Tom 在本地举办工作坊时，我觉得自己理应参与进来，于是主动帮忙做报名登记、协助组织等工作。这大概算是，我微不足道的一种感谢方式。
而就在第一天结束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：我的朋友 Tom，不仅拥有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声音之一；同时，他也是我所见过的在众多学科领域，最博学的人之一。
他真正理解“内在炼金术”在各大流派的细微差别与核心意图——包括藏传佛教、道教、印度教、古埃及高级炼金术，以及基督教秘传教义。无论他讲授什么主题，他总能以幽默与谦逊的方式表达，使那些内容既通俗易懂，又能在当下转变人们的意识。
他提炼出每一种炼金流派“如何提升意识”的精髓。他不是停留在表层知识，而是直达——被各个传统视为“神圣”的意图本身。他理解“神秘”的本质，却不需要用教条去包装它。
他从这些内在炼金术的传统中，提取出最本质的“内核”，并将其作为一门关于“意识的科学与物理学”的教学内容，细致而温和地，不附加任何教条地传授出来。
就在第一个周末结束时，Tom Kenyon 赢得了我的尊重。我从未想过自己会给予任何人这样的位置——作为一位“老师”。
我改变了。不是一点，而是实实在在、深层次地被改变了。这种转变，既来自那些信息，也来自那些声音。
我了解了他是如何生活的。我经常去他家走动，看他如何一丝不苟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。我知道他的正直。我看到他有多么深爱他的妻子，他如何服务于“女性能量”，如何在自己的生命实践中尊敬女性。
现在，我终于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“大师级的导师”。
我开始产生一个强烈的念头：我要帮助他，把他的工作成果以它应有的方式，呈现给这个世界。
在深入了解他的经历后，我发现，他其实是推动现代科学接受一个关键事实的先行者之一。那就是：
声音与频率，确实能够改变大脑状态。
早在 1983 年，他就创立了 声学大脑研究机构ABR （Acoustic Brain Research Inc.），专门研究声音对意识的影响。他花了整整十年时间，进行系统性的研究，最终证明： 声音不仅可以改变大脑状态，而且效果显著、可重复。
他还创造了一个词——“ 心理声学 ”（psychoacoustic），用来描述心理治疗与声音之间的结合。当这些理论真正落地为工作坊时，其结构其实非常清晰，甚至可以说，极其巧妙：
左脑，从作为心理学家与科学家的 Tom Kenyon 那里获得清晰、严谨的关键信息；右脑，则在“声音冥想”中，从那个更具神秘性的 Tom 身上，获得直接体验。
而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内容，则通过他声音中的“编码”传递出来。在一次次声音冥想中，被直接“接收”。这种一边是用“语言教学”，一边用“声音调频”的独特结合，带来的体验极其震撼。
我的直觉告诉我：在未来几十年，这项工作将对整个地球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。于是，我们开始认真讨论：我可以如何帮助他，把这项工作成果推向世界。我多年来，在沟通与写作方面积累的经验，终于可以再次用于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。
然而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那座美丽的海滨出租屋被挂牌出售了。由于不得不搬离，他们决定搬去美国西南部。
我们曾经如此亲密，我已经无法再承受更多的失去。
我开始觉得，也许是时候让我的人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于是，我决定跟他们一起走。我们像“三个火枪手”一样，不可能因为失去出租屋这样平凡的小事，就把我们分开。像我们这样的朋友，一辈子也未必能遇到一次。
我办了一场车库拍卖，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都卖掉了。然后回到东部，去处理一些遗留下来的事务。母亲的护理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，我最终还是把她，送进了养老院。
我的两个女儿，都已经上大学了。我可以搬去任何地方。
・面对癌症，穿越内在地狱
Pam 几年前曾与乳腺癌抗争，但她最终成功战胜了它。
她选择了活下去。而现在，我也有了需要去完成的工作。那些让我感到真正重要的事。我不再整天想着死亡。
我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——我要活下去！
于是，生活开始像春天一样慢慢回暖。
在 Tom Kenyon 的工作中，有很多方面迫切需要我的商业经验。我决定参与其中，帮助他推动这些事情落地。同时，我也深度参与了一个项目资金筹款——在新墨西哥州建造一座哈索尔存有请求的“声音疗愈圣殿”。
有大量的工作等待去完成，而我发自内心觉得：用我的才华把 Tom 的工作成果带到这个世界上，是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。
他的作品是关于声音。而声音与音乐，超越一切语言，它们能跨越所有边界。
而最重要的是，Tom 是真诚的，他从不虚伪。他热爱并尊重女性，尊重母性的存在。他也深爱着他的妻子。而这一点对我来说意义重大，尤其是在我经历了那些“要么虐待女性、要么忽视女性”的男人之后，这几乎成了最重要的标准。
更何况，我们彼此是最好的朋友。我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轻松自在的美好时光：在厨房里配合默契，一起旅行也毫无压力；我们会一起大笑，也会一起看那些毫无营养的电视节目。
Pam 和我曾为自己在养育孩子过程中，犯下的错误流泪。我们翻看童年的相册，哭到不能自已。因为那时的我们，从未意识到自己有多美。我们一起流着泪分享，感叹自己竟然花了一辈子时间，相信自己又胖又丑。我看着她童年的照片，只觉得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女人之一。而她也坚持说，我也是一样。
我们拥抱彼此，分享自己最隐秘的秘密。她曾在生下一个女孩后，把孩子送去领养。我也曾做过同样的选择。
但后来，Pam 的肩膀开始疼痛。
在他们离开那座岛之前，她去看过医生，被告知是肩袖撕裂，很可能是之前手术留下的后遗症。医生说这需要很长时间，身体才能自行恢复，而且没什么特别的办法可以加速痊愈。
于是，她什么也没做。可疼痛却越来越严重。
直到圣诞节前不久，当时我还在东海岸处理一些遗留事务，Tom 给我打来电话，Pam 的疼痛已经严重到，他不得不把她送进急诊室。医生为她做了骨扫描，这是她在那座岛上从未做过的检查。结果显示，癌症已经扩散到了骨骼。
Tom 被告知，Pam 已经进入了癌症第四期。主流医学的对抗疗法，没有给出任何治疗方案，只给出了一个结论：死亡。
这个消息无疑是沉重的打击，但 Pam 坚信自己能再次战胜它。
在我还没来得及和他们汇合之前，他们已经开始准备搬回去。Pam 想离家更近一些。随后，他们打电话给我，问我是否愿意陪 Pam 去墨西哥的一家特殊诊所。那里有一种新的治疗方式，被认为还存有一线希望。
这些年来，自从最初确诊后，一直是 Tom 独自照顾她。然而，治疗费用不断增加，他必须留下来工作，才能维持一切开支。这意味着，我要离开整整一个月。而那时，Adrianne 放暑假刚刚回家，希望我能陪在她身边。
但几年前，在希腊的一个深夜，在那片海滩上，我曾许下承诺。
我知道，我必须去。
于是，我和 Pam 一起前往墨西哥，在一家诊所待了一个月。那里采用一种极具争议的疗法：通过胰岛素昏迷疗法，让身体进入一种接近死亡的状态，从而使最大限度的氧气能够进入体内，据说这样可以杀死癌细胞。这种治疗方法是高度实验性的，在北美不可能进行，这与美国医学会对医疗体系的垄断有关。
在那一个月里，我看着前来求医的人来来去去。他们真诚、绝望，却又带着某种令人震撼的力量。
我见证过奇迹的发生，也亲眼看见有人走向死亡。
当 Pam 在经历了数周准备后，第一次开始昏迷治疗，诱导过程变成了一场可怕的挣扎，仿佛她在不同的维度间来回穿梭。这种意识状态的转换，不仅对身体是巨大的消耗，在精神上也同样令人疲惫。
第一次昏迷结束后，Pam 发誓再也不要经历第二次。无论是进入昏迷，还是重新苏醒，这两个过程都让她极度痛苦。
在诱导阶段，那种“离开身体”的感觉如此强烈，很容易引发恐慌。而在他们注射将她唤醒的维生素配方时，身体会经历剧烈的反应：可怕的盗汗与痉挛。
到了第二次昏迷治疗的那天早上，她拒绝再去。然而，在所有人看来，这些昏迷疗程是她唯一的希望。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尝试了。她在过去几周，已经做了所有可能的准备性治疗，努力强化身体机能。但她面对的是癌症第四期。
北美的医疗体系没有给她任何希望；至少这里，还有一点可能。只要她相信自己能够承受这个治疗过程，她就会相信，自己还有机会康复。
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一个人身在墨西哥，陪着我最好的朋友。而那一刻，我感受到自己肩负的责任，沉重得几乎无法承受。
于是那天早上，我抓住了自己唯一能想到的办法。我提议，用我的声音陪她穿越维度——在诱导过程引导她，当进入昏迷时陪她走进去，当她苏醒时，又用声音带她回来。我想为她铺就一条可以依循的路径，当她的意识离开身体时，至少有一个方向可以跟随。
我向她保证：当她回来时，我会在她身边，用声音接住她。
她很喜欢这个想法。
我和诊所的负责人沟通过，我们已经成为了朋友，他同意了这个尝试。当时，我已经开始帮他们修改医疗流程，某种意义上，我几乎已经在那家诊所工作了。他支持任何看起来能帮助病人的方法，只要它能简化治疗过程。
我当时的想法是：病人的任何信仰体系，都应该被尊重。因为本质上，病人每一次昏迷，都在一遍又一遍地经历死亡的过程。所以，如果我能用她所信仰的神祇，能用声音给予安抚，或许能为她创造一个相对安宁的“神圣空间”。
于是第二天早上，我带上了自己随身携带的萨满工具。我有鹰和隼的羽毛，一个藏式摇铃，一些简单的藏式法器，还有一些“主动选择跟我来这里”的石头（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）。
那天，当我推着 Pam 进入病房时，那些已经成为我朋友的医生们为我让开了位置，让我加入他们。他们站在病床的一侧，而我站在另一侧。我们各自把工具摆在床单上，彼此相对。一边是注射器、导管、听诊器；另一边是鹰羽、隼羽和铃铛。
他们对我的尊重，让我深受感动。
医生取出了注射器、用于诱导昏迷的药物，以及那些让她苏醒过来的药剂瓶。我也拿出了法器和摇铃，准备用声音铺出一条路径，就像我曾无数次看 Tom 做的那样。
他们开始注射胰岛素。我轻轻吻了 Pam，与她道别，握着她的手，感受胰岛素一点点进入她的血管。当药效开始在她体内扩散，她的“濒死旅程”开始了。
第一次经历这个过程时，她曾陷入极度恐慌。因为在意识逐渐脱离身体的过程中，她仿佛坠入自己的暗黑地狱——面对童年留下的“阴影怪物”与恐惧。
这一次，我开始呼唤那些她所信仰的存在。我为她吟唱代表她崇敬的神祗的声音。她深爱绿度母。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为她唱诵与度母相关的咒音。直到她缓缓陷入昏迷，脸上仍带着一种安宁甚至幸福的微笑，完全不同于第一次那种剧烈的抽搐，痛苦的呻吟。
在她意识离开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一直坐在她身边，握着她的手，就像第一次那样。随后，医生向我示意，他们要开始注射让她恢复意识的药物。在监测到她的生命体征，仍然能够承受的范围内，他们将她维持在濒死状态，直到必须将她带回。
我拿起羽毛和乐器，开始呼唤她回来。
我再次为她吟唱绿度母的咒音，还有我所知道的其他唱诵。她这一次的回归是平静的，没有抽搐，没有恐慌，面带微笑。
那一刻，我感到欣喜若狂。
她回归时，也带回了一些回忆。而这些记忆，最终帮助她治愈了一直困扰着她、却从未被真正解决的问题。那些她童年时期遭受的伤害，她把它们深深埋藏起来，用合理化的言辞“这是正常的、可以接受的”一层层掩盖起来。
毕竟， 她一直在努力成为，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人。
在我看来，正是这些未被处理的内在问题，在一点点“杀死”她，甚至引发了癌症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，并不被主流医学认可。
从那之后，这个治疗过程几乎每天都在继续。直到我们离开时，扫描结果显示，她的癌细胞竟然减少了大约60%。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。但也意味着，还有40%仍然存在。
诊所方面并不希望她中止治疗。但 Pam 需要休息。于是我们回家了。
在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，Tom应Pam的意愿，搬回了美国西北部。然而回去之后，很快就发现：她需要继续这个治疗过程。
但这一次，我无法再陪她去墨西哥了。夏天即将结束，Adrianne 即将返回学校。于是，他们决定由 Pam 的儿子陪她再次前往。
开支越来越大，Tom 不得不专心工作。最初，Pam 对搬去西雅图并不满意。所以在她第二次去治疗期间，Tom 把所有东西又搬回了她真正想回去的地方，那座他们一年前离开的海滨小屋，几乎就挨在我家旁边。
而我，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。
我发现，自己其实很喜欢在墨西哥那家诊所工作，而且他们确实很需要我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也逐渐发现了自己具有一种奇特的天赋——我擅长安抚处于危机中的人。
我甚至喜欢那种介于生与死边缘的感觉。现在看来，我为什么会被萨满文化吸引，也就不奇怪了。我确实很擅长引导人穿越那个临界点。
于是，我开始和诊所认真讨论，是否可以全职在那里工作。想想看，我会成为一个在墨西哥癌症诊所工作的“北美萨满”。
小城镇如此，小岛亦是如此。
我可能去墨西哥工作的消息，在岛上很快传开了。有一天早上，当我还在想象自己在墨西哥生活的样子，Tom 打来电话。
“我听说，你可能要去墨西哥？”
“嗯，我在考虑。”我回答。
他说：“那我猜，你就没办法帮我，把我的工作带到世界上了，对吧？”
那段时间，我们一直忙于照顾 Pam，以至于我几乎忘了几年前，我们计划要做的事！我这才意识到，我和 Tom 几乎有一年没有认真谈过，任何与事业相关的话题。他的工作被搁置了，而我原本打算为他做的事情，也始终没有真正开始。
我坐在餐桌前，望着海面发呆，突然明白了这通电话的真正含义。Tom 实际上是在问：“你会不会离开我们？你到底有多相信我的工作？你究竟有多想和我们在一起？”
那一刻，我想起了几年前在希腊海滩上对 Pam 做出的承诺。
然后，我听见自己对他说：“我其实，并没有认真考虑去墨西哥。”就这样，我们没有再多说什么。
而我从未后悔过这个决定，哪怕一分钟。
后来，诊所打来电话，说 Pam 的髋部出现了一条细小的裂缝，她已经完全无法负重。尽管医生强烈建议她留在诊所继续治疗，但她坚持要回家。Pam 想回到那个小岛，在那里她能欣赏大海与老鹰，以及往返于普吉特海湾（Puget Sound）深蓝色水域的渡船。
于是，我和 Tom 一起前往西雅图去接她。
我们已经一个月没见到她了。当她走下飞机时那一刻的震惊，我至今都记得。Pam 已经无法行走，整个人也消瘦了许多。更糟的是，当时一艘渡轮撞上了 Orcas 岛的码头，码头被关闭了，车辆无法进出小岛。我们没有办法开车载她回家。我找到了一艘可以直接靠岸、无需坡道的私人驳船。
我们就这样，把 Pam 带回了家。驳船缓缓靠岸，船头轻轻落在沙滩上，我们直接开车驶了下来。
・死亡来临，她终于成为了自己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可以写上一千页纸，也无法真正把那段经历讲清楚。
你知道，人这一生，你会通过一些零碎的片段去认识一个人。一杯咖啡，一滴眼泪，一点点亲密的瞬间。慢慢地，你以为，你已经了解他们，但那还不算真正的了解。真正的了解，是我们在接下来的那几个月里经历的种种。
那时，我已经认识 Pam Kenyon 大约五年，我以为我了解她。我也自认为了解 Tom Kenyon 这个人。
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这两个人逐渐成为了我的“血肉”。他们仿佛真的流淌在我的血液里。
我看着 Tom 倾尽所有，只为让 Pam 活下去。
他日夜守在她身边。他给她榨果汁；当果汁让 Pam 反胃，他就改做谷物；谷物吃不下时，他又做咖喱蔬菜；当这些都不合味口，他就再煮汤。他翻遍杂志和医学书籍，买下所有他认为可能有帮助的东西。客厅里堆满了各种疗法和补充剂的盒子。
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我们三人的亲密程度，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一生能到达的范围。
我学会了，如何为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洗澡。我们三人一起摸索，如何在完全不让 Pam 负重的情况下，帮她穿衣。我和 Tom 一次次尝试，最终跌跌撞撞地学会，如何在床上帮她翻身和调整床单。我们用枕头垫出各种姿势，只为她能稍微舒服一点。
我们讲笑话、一起大笑，也一起流泪，分享着内心最深处的秘密。
Pam 也取得了一些突破，那些我不会在这里展开的。她开始回忆起自己内心最深、最黑暗的“恶魔”，那些她曾经深埋进骨子里的阴影。
那几个月，我每天早上七点到他们家，一直待到午夜才离开。晚上由 Tom 独自照顾。而夜晚恰恰是最难熬的时刻。Pam 会在夜里痛苦挣扎、翻滚，一遍遍重温童年最痛苦的记忆。
Tom 几乎完全不睡觉。我看着他的脸色从正常变得苍白，再逐渐转为灰暗。
我们一直坚信 Pam 会活下去！但我开始不确定 Tom 还能撑多久。
后来，我们雇了几位护理，让每个人都能稍微喘口气。每当 Tom 需要去工作坊时，Pam 最亲近的朋友们也会轮流过来陪她。她所爱的人一个接一个地，与她度过了一段珍贵的时光。
岛上那些了不起的人们，纷纷来到她身边。有人为她唱歌，有人帮她按摩，有人检查她的生命体征，还有人为她打理头发。一位医生朋友甚至会上门看诊。
回想起来，她身患骨癌的整整两年里，几乎没有使用任何止痛药。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周，她都没有依赖药物。Tom 用声音与能量疗法，尽自己所能为她缓解疼痛。他耐心地用爱与幽默感陪伴着 Pam。
一天早上，我很早过去，看到她坐在那里，脸上挂着我从未见过的灿烂笑容。Pam 看上去整个人变得明亮、愉快、精神抖擞，甚至有了食欲，这是我很长一段时间没见过的。她喝下了一整罐流质食物，还主动要求再来一份。
那天早上，许多朋友来看望她，而她用那种可以照亮人心阴暗角落的笑容，迎接每一个人。
但这一天，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
她身上多了一种力量，一种我以前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 自信和自我肯定的存在感 。她清楚地说出自己想要什么，也明确表达希望事情如何进行。
那一刻， 她不再在意周围人的期待。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
那天，Tom 正在加州授课，稍晚才会回来，而我几乎迫不及待地想让他看到这个全新的、充满活力的 Pam。
我帮她洗澡洗头，我们一边做这些事，一边欢快地大笑——她坐在轮椅上，而我往她头上倒水时，结果我反而比她还湿，坐在浴缸边狼狈不堪。那种荒谬感，让我们笑得停不下来。
后来，我的女儿 Jennifer 也过来看望她。我已经记不清 Jennifer 当时具体想做什么，但我并不赞成，并像往常一样给她输出一套“家长式说教”，向她建议我对她未来的设想。当然，那和她自己的想法并不一致。Jennifer 离开后，屋子里只剩下我和 Pam 两人。
“你得学会放手，让你的女儿们自己做决定，Judi。”Pam 对我说，微微歪着头，眯起眼睛看着我。
“我知道啊，”我回答，“但她需要我扮演母亲这个角色。我理应反对她。”我试图用玩笑带过这个话题，但我注意到房间里的气氛变了。
那种感觉有点湿润，像是空气里充满了某种尚未显现的事物。我以前在另一个地方也有过这种体验。光线似乎也变得柔和、饱满，像是在酝酿什么。
Pam 并不打算放过这个话题。
“听着，我是认真的。你必须放手。她们有自己的人生要过。放开 Jennifer，也放开 Adrianne。让她们走。”
我想轻松一点应对，于是笑着回她：“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也太有意思了吧？你这两周，不是一直把你17岁的儿子，盯得紧紧的吗？”
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像云朵一样将我轻轻托起，又缓缓漂浮开来。
“那是昨天的我。”她说，“今天，我看事情不一样了。”
空气，仿佛变得更浓密；光，在空气中几乎变得可见。“你必须放下你对女儿们的计划。她们有自己的人生计划。你要允许她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走。”她没有打算就此停下。
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。”她望向窗外那片波光粼粼的海面，“就连照顾我的护理，也有他们的计划。 他们都希望成为那个‘让我的情况变好的人’，或者那个‘替我减轻痛苦的人’。所有的疗愈者，都想成为那个‘治好我的人’。这没什么错，但那是他们的期待，不是我的。 ”
我们触及到了，她生命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——她这一生，大部分时间都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。
“甚至连照顾我的护理，都在替我安排‘我该如何看这个世界’！”她笑了起来。
“昨天，我盯着窗外的海水。护理问我：‘Pam，你在看什么？’我说：‘我在看水面上的闪光。’她又问：‘当你看那些闪光时，你看见上帝了吗？’”
Pam 朝我做了个夸张的表情，嘴角一撇，然后说：“我说没有，我没有看到上帝。我看到的是自由。”
那一刻的沉默，如刀子般划破空气。我们仿佛站在某个临界点，像是在最后一颗恒星的边缘，正靠近某种“永恒”的入口。
我知道下一个问题是什么。但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开口。因为直到那一刻，我们谁都没有真正认真想过——Pam 可能会死。
我们一直以为，她正在康复中。这是一次治疗危机。她只是暂时回家，让髋部恢复，然后再回到诊所继续完成疗程，一切就会好起来。可这场对话开始带有某种“临终遗言”的意味。而我，不愿去面对这个可能。
但如果，这真的是她最后一次与人对话，而我没有问出那个问题，我要如何面对自己？
“我……是不是也对你有某种‘期待’？”我咬着嘴唇问。
“以前有，在你去阿尔伯克基（Albuquerque）之前。”
（不久前，我曾按照哈索尔的指引去了阿尔伯克基，在那里为我们要建造的“声音疗愈圣殿”打下基础。那是一段非常神秘的经历，也让我第一次真正承担起自己的力量。）
“那时候，我对你的期待是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你希望我活下来。”她露出一个弯月般的笑容，仿佛点亮了整个房间。Pam 是我此生唯一见过，能用笑容真正照亮空间的人。
我颤抖着，伸手替她拨开额前的一缕头发，泪水控制不住地溢出。
“我想和你一起，在世界上所有美丽的海滩上跳舞。”
“我们会的。”她说。
“怎么跳？在我的心里，在我的脑海里吗？”
“是的，在你的心里，在你的脑海里。”
“那……在阿尔伯克基之后呢？”
“现在，你终于允许我拥有，我自己的选择了。”她带着宽厚的笑容，又继续说道：“听着， 不管我还能活二十分钟，还是二十年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这个过程。 ”
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被带入了一个从未体验过的界域。我们周围的空间弥漫着一种明显的光亮。空气中似乎充满了水汽，光线折射出一种前所未见的质感。一切看起来都像是湿润的。
Pam仿佛真的在发光。
“把你的动物都送走吧，Judi。给考拉找个好归宿。你必须让自己自由，才能继续前行。”她闭上了眼睛。
我问她是否想睡一会儿。她说想，但又害怕一醒来，就会被童年的记忆呛到。我向她保证，我会一直待在房间里陪着她。她渐渐睡着了。
我坐下来，把这段对话一字一句记录下来。我做了一些笔记，提醒护理们不要再把自己的“期待”强加给 Pam。
这时，Pam 的呼吸开始变得不对劲。我立刻扔下笔记本，站到她身边，把手放在她的手臂上。她像是吸了一口气，却没有呼气。她就那样憋住呼吸。
“呼气，Pam。”我轻声说。
她这才慢慢吐了一口气。我一边看着她，一边引导她呼吸。我突然想起 Tom 曾讲过关于“宇宙的三种驱动力（Gunas）”。他用呼吸来解释它们的作用：
Rajas（动性） ，开启一个行动，如同吸气。
Sattva（纯性） ，维持那个过程，像吸气后的停顿，介于两次呼吸之间的状态，也是大多数人愿意停留的地方：一个让人变得舒适、甚至不愿离开的状态，我们会在那里“憋住呼吸”。
然后是 Tamas（惰性） ，结束一个过程，就像呼气。
Tom 曾说，没有人喜欢“结束”或“毁灭”，但如果没有呼气，就没有创造的空间，让新的生命力进入。
我一边思考着，一边听着 Pam 的呼吸。这时，她看起来容光焕发，肌肤闪耀着耀眼的光泽。我从未见过她如此有力量，她甚至是在沉睡中。她的呼吸一度变得平稳。但随后，又变得缓慢而浅薄。
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开始唱歌。但我就这样站在她身边，握着她的手臂，轻声唱起了“Tara 的颂歌”。
如果这就是死亡的样子，那么它充满了力量，神秘而又深层宁静。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为她歌唱。我为她吟唱那首属于她的歌，度母颂歌。
我似乎唱了很久，但实际上不过几分钟。然后我想到了 Tom。我琢磨着要怎么让他知道，无论他此刻正飞往西雅图的哪片天空。这可能已经到了 Pam 最后的时刻。
于是我换了一段咒音，希望能呼唤 Tom 的意识。唱完之后，我又回到了度母颂。
因为无论此刻，正在发生什么。这是 Pam 的时刻。
我还在为 Pam 吟唱她的颂歌时，她停止了呼吸。就在她说出那句“无论是二十分钟，还是二十年，都不重要……”之后的刚好二十分钟。
她自由了，如同海面上闪动的波光。
接下来的日日夜夜，我的记忆已变得模糊不清。死亡一旦降临，现实就会闯入：殡仪人员、警察，一切程序性的介入接踵而来。
我多想大声呐喊，告诉他们，我和 Pam 刚刚一起去了怎样神圣的地方。我想让他们知道，Pam 的离世是多么宁静、平和、甚至美得不可思议。
她在生命最后时刻是多么强大、充满力量。
可没有人停下来听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。
那天深夜，我终于筋疲力竭、歇斯底里地回到了自己空荡荡的家。我坐在窗边放声痛哭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几乎没有什么清晰的记忆。只记得自己一个人坐在窗前，一次又一次流泪。
我们一起走过那段漫长而艰难的路，一直走到她生命的尽头。我们曾一起欢笑，也一起哭泣。即感叹死亡的神秘莫测，又对它突如其来的降临感觉其无情。
生命，以及生命的过程——曾经被忽视到几乎不值一提，却在最后一刻竟变得如此珍贵。那种力量一直在那里，人人触手可及。
Pam 终于抓住了它。但终究来得太晚！没能挽回她的生命。
现在，我感觉 Pam 就在我周围，在空气里，在我的身体里。
有好几天，我甚至感觉自己就是她。
-未完待续-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