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你获取的信息，保持善意的怀疑和独立思考是明智的。
《The Magdalen Manuscript》，2002年
作者：朱迪·赛恩（Judi Sion）
翻译：暮雨
本集内容
是什么塑造了我？
・原生家庭
・透过自然与直觉，建立认知世界的模型
・质疑权威，信念冲突
人生轨迹：压抑➟创伤➟事业成功➟母职压力➟情感空洞
转折：在崩塌中重建自我
・神秘造访开始
・从情感崩塌，到内在觉醒
・召唤与远行：开启精神之旅
・梦想与现实：单身母亲的生存挑战
・认知错位：陷入危险关系
・从受害结构中觉醒
・重建信任：遇见汤姆·肯永
引言：
爱与被珍视，是无法衡量的。 没有任何尺子，足够长到能丈量它的重要性；没有任何秤，可以计算出它的分量。
《一个女人的故事》作为《 抹大拉手稿 》第三部份，讲述了一个人在混乱、控制与信仰冲突中，逐渐形成自我意识的过程。这不只是关于作者的故事，也是关于所有女性的故事，关于修复两性关系长达千年的对立与失衡。
作者这样回顾年轻时的自己： 那时我并不理解，那些童年时代植入我内在的“驱动力”，而我已经彻底进入了一个阶段 ：我相信，只有变得更慷慨、更聪明、更漂亮、更性感、温柔、幽默、更有才华，超越身边所有人，才有资格被认可、被允许存在。
而当她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，又再次陷入一段危险的关系中，她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：
最理想的恐怖组合，就是一个天生的施虐者，遇到一个带有童年创伤的受害者。 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天生就适配。
如果你理解“完美中的不完美”，我们确实都得到了—— 我们选择允许自己承受的结果 ——即使这句话听起来，残酷得令人不适。
只要我们允许，暴力就会发生。
而当我们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时，我们也会选择自由。即使代价是，失去看似一切的东西。
是什么塑造了我？
・原生家庭
我出生在阿巴拉契亚山区（Appalachia）。因为母亲分娩时，身边没有任何人照料，没有温暖的双手接住我，只有冰冷的地板。
那时，我们住在弗吉尼亚州彭宁顿峡（Pennington Gap）铁轨旁一间简陋的木板屋里。我出生时的名字叫菲利斯·伊丽莎白·锡安（Phyllis Elizabeth Zion），原本拼作 Sion。
没过几个月，我就被抛入了另一个环境。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姐姐离开了家，她是在逃离一段充满暴力的婚姻，同时也在追逐她的梦想。她想成为一名乡村歌手。于是，在我大约一个月大的时候，趁父亲外出工作，她把我们全都带上了一辆公交车。我们穿越整个州，来到弗吉尼亚中南部，把我们交给了她的父母，然后她独自离开，去寻找唱歌的机会。
但人生总有意外。
我们刚到不久，外祖父开拖拉机上坡时操作失误，车子翻倒，把他压在了下面。几年前，我和哥哥终于重逢时，我才听说这件事。
哥哥当时正跟在拖拉机旁边跑，他立刻冲回家去求救。他记得，外祖母提着她那只又大又黑的护士包跑出来，从里面拿出一支巨大的注射器，抽满了吗啡用来止痛。他看着她先把药液挤到空气中，然后给外祖父注射。接着，她试图把拖拉机抬起来，却因此压断了自己的脊椎。
外祖父死在拖拉机下，而外祖母从此再也没能站起来。
我从未真正认识过他们。那场生死交错的悲剧发生时，我还是个婴儿，被留在屋子里。命运在门外呼喊，把该带走的人带走，把该留下的人留下。我们几个孩子，就像被狂风吹散的树叶，被迫分开。
后来，我被送到一家由远房亲戚经营的汽车旅馆兼餐馆里，家人拼命寻找愿意收养婴儿的人。那时候，弗吉尼亚的烟草平原几乎没有什么正规的收养机构。我猜，大多数家庭更倾向于“自己人自己养”，能撑就撑。
就这样，我最终被送出去。就像我后来在那片土地上看到的一样，烟草一株株被移栽。我被交给了一个女人抚养：她就像维多利亚女王的转世——严厉、刻板，是一名教师，而且无法生育。
在这场命运剧烈碰撞的时刻，我还不到一岁，却已经拥有了另一个同样意味深长的名字：朱迪·李·波普（Judi Lee Pope）。
露比·卡特·波普（Ruby Carter Pope）是真心爱我的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她的人生，也包括后来成为我父亲的她的丈夫，都围绕着她的教会、她的家庭、她的学生，以及“塑造我”这件事展开。
但她所信仰的上帝，是一种令人畏惧、充满嫉妒的存在，那不是我能接受的。于是，当我渐渐长大，开始提出问题（而我很早就开始质疑）。我们之间很快就产生了激烈的冲突。
我几乎没有玩伴，童年大多是独自度过的。我在弗吉尼亚皮埃蒙特地区的烟草田里游荡，身边只有一只圣伯纳犬和一匹借来的马。她用面粉袋给我做衣服，她的一生除了工作和牺牲，几乎什么也没有。
这些，就是我最早的人生模板。
哦，还有一件事——评判。在弗吉尼亚乡村，人们特别擅长评判别人。
我们家很穷。但如果放在弗吉尼亚布伦瑞克县的整体贫困背景下看，或许也能算是中产阶级吧。
我父亲经营着一家乡村小店，顾客几乎全是周围那些极度贫困的黑人家庭。我记得有一个赤着脚的女人，每天都会来。她头上套着一只丝袜，每天只吃一罐沙丁鱼，再喝一瓶橙子口味汽水。当时我从未意识到，那可能就是她一天全部的食物。
我也从未意识到，她从来没付过钱。父亲只是写下一张张小纸条，当作她的账单。他在我18岁那年去世。后来我在一堆箱子里发现了这些未付的账单，总额超过两万美元。在那个年代，这是一笔惊人的债务金额。
他大概养活了弗吉尼亚州罗林斯（Rawlings）的一半人，却从未告诉任何人。
我从小是在梨树下接受“教育”， 我的老师是风中的声音，是森林里的低语。
我自己做弓箭。当路对面有人愿意把马借给我骑时，我几乎每天都会离家几小时，去寻找某种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。
我从未上过骑马课，是马教会了我。 马鞍和缰绳，其实任何人都能摸索出来方法。
第一次骑的时候，马鞍从马身下滑了出去，而我还在上面。我于是跟那匹马认真谈了一次，让它先把肚子里的空气放掉，这样我才能把马鞍绑紧。这种“谈话”后来发生过很多次，但确实有效。
有一天，马看到田里一棵倒下的树，耳朵突然竖了起来。我知道它想做什么——它想飞。于是我们“飞”了过去。我顺势向前倾身，这完全是合乎逻辑的反应。它跳过了那棵树，而我只是跟着它一起飞了起来。
从那之后，没什么能阻止我们。
我们涉过河流，直接从溪水中小跑穿行；我们穿越密林，在田野和草地上奔跑；只要有障碍，就直接跳过去。
没有人知道我骑着马去了哪里。那时的弗吉尼亚州布伦瑞克县，如果你懂得走森林和乡间小路，你可以连续几天都见不到一个人。
当然，我会对母亲撒谎，否则她绝不会允许我离开院子。但很早我就学会了——精心设计的谎言，是生存的必需品。
她反对一切事情。在她眼里，世界上几乎所有事物，要么是罪恶，要么是危险。
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生日派对，也从没在朋友家过夜。从来也没有人来我家过夜。这些是电视里其他人才有的生活。我甚至不知道，现实中有人真的这样活着。
我的养母每天为我挑选衣服，连穿什么都由她决定，即使我长大之后也是如此。如果我在六月穿无袖裙，她会说我会着凉，然后给我加上一层又一层衣服。如果我在一月穿毛衣，她又会说我会太热，然后把我一层层脱掉。
这种控制的最终结果是——我甚至不知道，自己真正的感受是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
我17岁之前不被允许约会。
即使那时，她也会坐在窗边，面无表情地等我回家。检查我回来的样子，好确认我没有沾染任何罪恶，我想她一定是这么想的。
有一次，我的约会对象送我到门口，他的衬衫没有塞好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能和他约会。
我想，十年后我仍然爱着他。直到我们再次相遇，才把彼此心中那个被延迟了太久的幻想释放掉。只是因为，我们从未真正拥有过属于自己的空间。
我的养父母睡在同一个房间，但分开睡在两张双人床上。我一直和养母睡在一起，直到上大学才离开。祖母住在另一个房间。
养母总是找各种理由，拒绝完成楼上的房间装修。就这样，她成功控制了我晚上如何睡觉。也成功避免了和我父亲同床睡。
“别乱动，”她经常这样对我说，“躺好。”
夏天是无尽的，被闷热、凝滞的湿气彻底浸透。我一躺就是几个小时，热到无法入睡，也不被允许挪动身体，只有思想可以自由活动。
冬天，我又被压在一层层旧棉被下面，无法动弹。那些像内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厚重棉被压住了我。它们像一种诅咒，把我困住。但即便如此，在弗吉尼亚的深冬，我依然感受到寒意。
・透过自然与直觉，建立认知世界的模型
但我有音乐和舞蹈，还有森林。
森林教会我赤脚在它的裸露肌肤上起舞，直到我能在林地中旋转、穿行，而不发出任何声音。
我还有一匹借来的马，一只深爱的圣伯纳犬，名字叫米奇（Micky）；一位坐在梨树上的“老师”，以及住在植物天蓝星（Jack-in-the-Pulpit）里的小伙伴，还有一位在粉红拖鞋兰（Pink Lady Slipper，也是一种植物）里的朋友。
这些，就是我童年的“顾问”。
有一条教导，我至今永远不会忘记。如今我也正看见，它在我的人生中逐渐变成现实，就像一个预言。
在我的记忆里，那是我第一次在那棵梨树的分叉处听到它的“教导”。多年来，我经常把自己卡在那里，与我称之为“无声之语”的存在对话。
我被告知： 几乎所有可能的人生体验，都会来到我面前。让我最终理解，并对人类经验产生深刻的同理心。
同时也被告知：有一天，当我经历足够多之后，我的声音会传遍世界，分享我所学到的一切，而我的话语会产生巨大的影响。但前提是，我必须在那个时候，真正不在乎这种影响。
我还被告知：世界上还有“另一个我”存在于某个地方，有一天我会遇见我的“灵魂伴侣”。我们会一起工作，而不是像普通人那样每天早上起床去上班。
他说，那个人是我灵魂的一部分。我们共同的工作，将对世界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。
这基本上，就是我愿意分享的关于那段记忆的一切。
还有另一个我早期非常清晰的认知。
我知道：宇宙最深的秘密，藏在男女之间、真正相爱的身体经验之中。我知道“爱”是人类能被给予的最伟大的礼物。
我知道那里存在一个“入口”，一条只有通过身体之门，才能打开的道路，极少有人真正走过。
我也因此明白：为什么教会会羞辱性；为什么政府要用法律与制度去规范所谓的“婚姻”；为什么这个主题在文明历史中一直被视为禁忌，并被严格管控。
我怀疑，那条蛇并不是邪恶的。我甚至认为，夏娃一定非常聪明，因为她渴望更多知识。
而我也无法理解：如果创造我们的上帝，真的是“爱”，为什么会不希望我们知道一切？如果真有“魔鬼”这种存在，那么他最聪明的藏身之处，恐怕就是教会本身。
我知道，最深的秘密与“爱”有关，与我现在称之为“神圣关系”的东西有关。我也知道，我的人生使命，某种程度上与重新整合这些被分裂的秘密有关。
同时，我一直知道在某个地方，还有“另一个我”。于是，我开始了一生的寻找。
我曾经以为自己见过他一次。那是在1号公路（Route 1）上，一辆缓慢行驶的巴士经过我时，他的脸贴在窗边。在那短短一刻，巴士和我们的车速度一致，我们的目光相遇。我们在那一瞬间，连接到了某个神圣的地方。虽然那时，我们可能只有八岁、九岁或十岁左右。
直到四十年后，我才再次触碰到类似的神圣感，而那是在与一个男人的相遇中。我知道他会弹吉他，会写歌，声音像天使一样。
我一直相信，如果我听到他的声音，我一定会认出他。
・质疑权威，信念冲突
关于是什么塑造了我，我能清楚地回想起那些关键时刻。正是它们，让我开始质疑：那些权威口中的真理，为什么和我看到的现实不一样。
在我被迫参加的教会里，每到周日，讲道总是在谈爱与不评判。他们说，上帝不在乎你穿什么，只在乎你的内心。可讽刺的是，还没走出教堂，我就常常听见教徒和牧师彼此批评、贬低对方。
“你能相信她穿成那样来教堂吗？”年幼的我听到这种话时，心里很清楚，那大概已经是那位可怜女人全部的衣物了。那时候，我仿佛能直接看见人的内在：在我眼里，那位老妇人是纯净的；而在他们眼里，只看见衣服。
“你知道她是什么出身吗？别对她抱太大期望，她家就是一群垃圾。”这种话让我无法理解，为什么一个人要为父母或亲戚的行为，承受他人的评判？
还有人说：“一定要对家人好，他们是你唯一拥有的。永远记住，血浓于水。”但这句话，对一个没有血缘家庭、被收养的孩子来说，只显得格外讽刺。
我始终无法真正相信身边人所说的这些道理。再加上一些难以解释的经历，我开始把目光转向别处去寻找答案。
那时我大概八九岁。一个夏夜，我刚上床准备睡觉。母亲在批改作业，父亲在看书。一切都很平常。就在我把被单拉到下巴的那一刻，房间里出现了一道光。
那不是普通的光。它超越了黑暗，带着一种强烈的存在感，让人无法忽视。空气好像变得可见，仿佛能看见其中漂浮着的、湿润发光的微粒。
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从心底升起，远远超出我以往的任何体验。那时的我没有任何“神秘经验”的概念去理解它。但现在看来，我确信，那正是一种特殊的超自然经历。
随后，房间里出现了三束光。床的两侧各一束，第三束在床尾正中央。在中央那束光下，一个形体逐渐显现，看起来在轻轻摇动。如今我更倾向于认为，那并非摇晃，而是某种脉动。
我完全僵住了，一动也不能动，这种状态反而加剧了我的恐惧。我告诉自己，只要能动一根手指，我就能打破这可怕的魔咒。于是，我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根手指上，但根本做不到。接着，我把所有意志又集中到喉咙，想大声呼救。可我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那一刻，我确信自己会死在那里，无法逃脱。
这时，父亲沿着走廊朝卧室走来。我知道，只要他走进房间，这个魔咒就会被打破。于是，我拼尽全力聚集所有念头投向他，恳求他走进来。但他在门口停住了，像是突然忘了什么，然后转身离开，再没回来。
我知道那些“光”，无论它们是什么，在他脑中植入了一个念头，让他改变了主意。
那一刻，我认定自己已经死了。
我不知道这种超自然般的状态持续了多久。但渐渐地，两侧的光开始变暗。中间那个形体的脉动，也随着光线的减弱慢慢放缓。啪的一下，两侧的光同时消失了。只剩下中间的那道光，以及下面那个仍在晃动的“存在”。
几乎无法察觉地，那种摇动开始变慢，与光逐渐熄灭的节奏同步。最终，只剩下个一动不动的形状，悬在一束微光下。
然后，就像它出现时那样的突然，那形体消失了，光也消失了。我终于恢复了行动能力，立刻从床上跳起来，冲出卧室，沿着走廊飞奔出去。我猛的扑倒在一把椅子里，拼命地抓住椅子，想稳住自己，并把刚刚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母亲。
我拒绝再回到床上，尽管最后还是因极度疲惫，昏睡过去。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接到一通电话。姑妈打来说，年迈的婆婆就在我经历那件事的同一时刻去世了。
于是，这件事在我们家逐渐变成了一个“传说”：说是某位远房姑奶奶，在去世时来看望我。我对她唯一的记忆，是她坐在一把摇椅上，缓慢地前后摇动。
也许真的是她。
不过，我更倾向于另一个解释。
大天使梅塔特隆（Metatron）说，这是来自三个不同维度“大师”的一次“启动仪式”（Initiation）。而这种体验，只有在我最终决定，继续留在这个身体里之后，才能给予。
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，那么这个留下来的决定，在此后的很多年里，我都反复质疑过。
人生轨迹：压抑➟创伤➟事业成功➟母职压力➟情感空洞
我想，也许正是因为母亲在我成长的这些年里，从未允许我体验“正常的生活”。所以父亲去世后，我18岁就离开家去上大学了，那时，我几乎是一头扎进了这个世界。
我开始经历那些，那个“声音”曾告诉我的人生体验。
我在爱情里跌跌撞撞，像刚学走路的孩子，一次次摔倒又爬起来。我渴望爱，渴望被触碰，渴望激情。这个“爱情新手”总是还能在跌倒后安然无恙。
直到一天晚上，我的约会对象拒绝送我回家。当他开车经过我家的路口，却转向一条通往他公寓的漆黑道路时，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刻涌上的恐惧。
他的意图很快变得明确，他用一种类似武术的擒拿动作抓住我的手臂，强行把我拖进他的公寓。当他背对我转身的一瞬间，我立刻冲了出去，拼命狂奔。他紧追不放。我一边跑，一边必须做出选择：是躲在黑暗中，还是冲向光亮处，打电话求救。因为电话亭在路灯下，暴露无遗。
我选择了冲向电话亭，希望能在他发现我之前拨出求救电话。但电话是坏的。而他，已经看到我。我又继续向海滩跑去。每迈出一步，都深深陷进沙子里，在沼泽草和沙丘之间艰难前行，体力迅速被耗尽。
但我最终还是逃脱了。
我沿着海滩走了好几英里。就在昏暗的月光下，我看到前方有人影逼近，瞬间再次陷入恐慌，于是我又转回到公路，走完最后五英里的路回家。
那时已是深夜，接近黎明。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，充满逃亡与恐惧。
这时，一辆车在我身边停下。一个声音对我说：“你一个人大半夜走在这里，是不是疯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送你回家吧。你这样很不安全。”
我往车里看去，是一张看起来还算安全的脸，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。
我当时一定是疯了。因为我上了他的车。
他立刻加速到一个根本不可能跳车的速度，然后拔出一把刀，在月光下闪着冷光，横着抵在我的喉咙上。他把车开进了阴暗沼泽的深处，道路的尽头。
接下来的整个夜晚，直到天亮，都在一片混乱中度过：鲜血、淤伤、挣扎，还有月光在刀刃上的反光。当一切结束后，他把我送回，正是我拼命想要回到的那条街，把我丢在路口。
之后的几个星期，我戴着剑击面罩出门。某种程度上，我为自己身上的伤痕和淤青感到羞耻。仿佛一个拼命想回家的女孩，真的做错了什么，才应该遭受那一夜的恐惧。
我最终还是报了警。
但当时，弗吉尼亚海滩（Virginia Beach）有一项政策，会在当地报纸上公开所有性侵受害者的姓名。我知道，养母“维多利亚女王”一定会知道这件事。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面对这件事将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影响。
想到她对我的指责，她关于“罪恶”和“羞耻”的怒斥，那种恐惧，甚至比那一夜发生的一切更让人窒息。
于是，我关上了那扇门。继续我的生活。
我进入了一家电台工作，人生也随之进入了一个不断上升的阶段。在媒体与传播领域的“成功”，贯穿了接下来三十年的情感动荡。
我遇见了一位英俊的年轻男人，我们开始约会，关系也越来越认真。
他向我求婚了。我在认真考虑，但其实已经有一些“信号”在提醒我关于他的问题，也关于我自己的问题。只是我选择了忽视。
那段时间，我的月经开始出现异常，但除此之外似乎没有什么明显不对。于是，我继续忽略这些零星的异常，照常生活。
直到我终于去求医。
一开始，医生告诉我长了肿瘤。接着，他们又告诉我，已经怀孕七个月了。这完全不在我的人生计划之中。我想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并不喜欢自己的童年，所以我从未打算要孩子。
在我成长的环境里，孩子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女人被困住，被困在一个无休止的牺牲循环中。更不用说，我对羞耻和痛苦本身就充满恐惧。
我最终嫁给了那个英俊的年轻男人。然后，在度过一个惊恐的夜晚后，我生下了一个女孩，至少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。
那似乎是当时唯一的出路。医生已经安排好了私人收养。我从未见过她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这是我认为自己能做出的“最好选择”。
我一无所有，也相信她跟着一个有能力抚养她的家庭，会过得更好。
我想，我那穿着面粉袋做的衣服、机会匮乏的童年记忆，仍历历在目。而且，这也是唯一能避免“维多利亚女王”（养母）知道这件事的方式。避免让这个看似体面，却贫穷的南方家族“蒙羞”的方法。
我在怀孕的最后两个月里，把自己藏了起来，几乎从不离开公寓。我很早就学会了一件事：对那些“不该被看见的事”保持矜持。而最终，我自己也变成了那样的人。
那个英俊的年轻丈夫，后来被证明是同性恋。虽然他确实爱我，以一个同性恋男人所能给予女人的那种方式。
但归根结底，我仍然是个女人。
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，我竟然一路读完了大学，主修音乐、戏剧和哲学。我误打误撞进入了电台，当时女性才刚刚被允许成为DJ。也正是在那里，我发现了广告的“力量”。后来，我进入了北美最具创造力的广告公司之一。
在一个仍然由男性主导的行业中，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，就获得了权威与尊重。我赢得了奖项与荣誉，收入丰厚。我仿佛拥有一种魔力，能把创意转化为客户的高额利润。
而我也热爱这份工作。那段时间，我过着某种“双重人生”。
白天，我制作电视广告，策划营销活动，撰写广播广告曲，进行媒体投放，与客户和代理商谈判。我的舞台，从董事会议室延伸到录音棚。
我是个难得的人才，在创意和业务方面都同样得心应手。在广告这件事上，我几乎像拥有某种直觉能力。一旦我理解了客户的内心，我就能“看见”他们的业务、产品或品牌形象，是如何从他们自身自然延伸出来的；同时，我也能清楚地看见，需要加入哪些元素，才能把这个形象或信息精准地定位出来。
接下来，我就可以设计成具体的作品，无论是印刷品、音频还是视频。更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是，我甚至能轻松地估计预算，并把它合理分配到最合适的位置，在脑海中掌控各种媒体投放模式。
我很享受这种过程，就像在解一个巨大的“思维填字游戏”：不同受众群体（听众、观众、读者）的特征，与广告中的某些词语、画面相互交叉匹配，精准触达某个市场细分，从而推动销售。
但我的夜晚，并不像白天那样成功。
我和丈夫看起来很般配，也买了一套远超自己承受能力的房子，就像所有年轻的“雅皮士”（yuppies）都默认那样做的。那是一栋“西班牙式豪宅”，手绘的瓷砖壁炉、精致的墙面装饰线条、后院还有一座喷泉。
大理石门厅长达约40英尺（约12米），直通一段气派的楼梯，就像电影《乱世佳人》里的经典场景。甚至还有一条仆人专用的楼梯。当然，我们根本没有仆人。
我们的夜晚，反而是在忙着清理前厅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砖中度过。屋顶漏水，急需更换；厨房甚至还停留在19世纪以前，更别提20世纪了。
这栋房子，外表看起来极其迷人，但实际上连做饭都困难。
于是，我白天工作一整天，晚上还要和丈夫一起修缮这座老旧的“豪宅”。
我们经常举办派对。他很喜欢热闹。但我总是在担心，他今晚又会爱上谁。他在喝酒后，情绪低落得更加严重。我知道，我们的婚姻，就像那栋“西班牙豪宅”一样，只是一个漂亮的幻象。
但你永远不知道，哪一根稻草会压垮骆驼。
有一天早上，我在去上班的路上，一边走在人行道上，一边迈着轻快的步子，欣赏我那辆深绿色的别克Electra。阳光下，它看起来确实很漂亮，客户们也很喜欢。可我心里，其实一直怀念我那辆旧MG跑车。
有个建筑工人无精打采地坐在我车旁的人行道上。我没理他，走到车的另一侧。然后猛地一惊，整个人往后跳了一步。驾驶座那一侧，被整个划破了。就像有个巨人，把它当成一罐青豆罐头，直接从侧面切开了一样。
我站在那里，目瞪口呆，下巴几乎掉到胸口了。那个建筑工人站起身来，摘下安全帽捂在胸前，像是在为我这辆报废的车默哀。
他说：“我们的拆除吊车当时正运去工地，拐弯的时候，它突然从卡车上滑下来，就变成这样了。我们那天装的是切割刀头，不是那种球形撞锤。他们让我留下来等车主。”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在那一刻崩溃了。但也正是在那一刻，我决定要做出改变。
我勉强赶到公司，却被叫进总裁办公室。他宣布自己要离开广告行业，并将在当月关闭公司。我在那里工作了五年，我热爱这份工作。我是一个作家、创意者，负责制作广播和电视广告、策划营销活动、管理客户的庞大预算。
这些人，比我以往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像“家人”。而现在，我又一次被“送走”了。
那天晚上回到家，发现我丈夫毫无情感，他只对一杯加了冰块的酒感兴趣。
我彻底爆发了。女人的情绪是倾向不断累积，而且会往回追溯；男人则每天清零，把错误一笔勾销。所以对我来说，这是五年的积累，我已经没有多少耐心了！这是他“第三百万次”没有出现在我需要他的时候。而在他看来，那天他还没做错什么。
反正，他以前一直都能逃过去。他一喝酒就威胁要自杀，而我总是把他的车钥匙藏起来，苦苦恳求他清醒过来。通常，这意味着我得整夜陪着他，在他混乱的内心深处来回周旋。等他情绪过去之后，他往往会用清理大理石地板或者打磨家具来“庆祝”。
但那天实在太糟了。那晚，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。这次，我把车钥匙直接扔给他，建议他开车出去兜风，最好直接开下码头一了百了。
然后我收拾行李，走出了家门。
我把那栋湖边的西班牙豪宅、古董家具、大卫雕像，还有那辆已经报废的别克Electra，全都留给了他。
幸运的是，我在广告行业已经建立了不错的声誉，很快就获得了一份电视台的工作机会。而就在我签下电视台合同的那一天，管理层集体离职。结果，只剩下我一个管理层人员。
于是，我就这样顺理成章地独自运营了一家电视台，整整一年。
我靠着一点虚张声势和胆识“误打误撞”进入广播行业，在那里学到了大量东西；又在一家获奖无数的广告公司待了五年；现在，命运把我的履历打磨得相当漂亮。
当然，命运为我的个人生活，还准备了更多惊喜。
我参加了一个 一神论教派（Unitarian） 的鸡尾酒会，在房间另一头看见了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。凭直觉，我判断他大概同样自负。而那时的我，已经不再信任那些外表极具吸引力的男人。
于是整晚，我都刻意与他反方向移动，避免与他相遇。结果，我成功躲过了整场派对，却在随后一起吃晚餐时，正好被安排坐在他对面。最后，我把他带回了家。后来，我们结婚了。
我们在一起时非常舒服。他是个理性而有教养的人，有强烈的荣誉感，同时也带着童年的创伤。不过，谁又不是呢？
那时的我，并不理解那些童年时代植入我内在的“驱动力”，而我已经彻底进入了一个阶段 ：我相信，只有变得更慷慨、更聪明、更漂亮、更性感、温柔、幽默、更有才华，超越身边所有人，才有资格被认可、被允许存在。
这种信念，意味着一个女人要成为“超级女强人”；同时，也是在把自己推向受害者的位置。
那段时间，我偶尔也会代班主持一个深夜电台谈话节目。我记得有一次经历，后来证明意义重大，但这件事过去了二十年，我才真正理解它。那位常驻主持人是保守派，而我毫无疑问认为自己是自由派。所以每次代班时，我都很享受“打开他的听众思维”这件事。
有一晚，我选择讨论一桩极具争议的法律案件：邻近州有一名黑人女性，因为男友在她开车那段时间实施盗窃，被认定为共犯而入狱。当天夜里，一名白人狱警进入她的牢房并对她实施强暴。在挣扎中，她从他腰间抓到一把刀，刺伤了他，然后逃了出去。
那名狱警后来死亡，现场混乱不堪，墙上残留着他的精液，裤子还褪到膝盖处。她逃往另一个州，担心南方的司法环境对她不利，而引渡程序也随之启动，要将她带回去面对谋杀指控。女权主义者对此感到震怒，而一些保守、带有强烈地方偏见的人，则叫嚣要她偿命。
那天晚上，我只是把这起事件的经过呈现给听众，尽量同时展示争议双方的观点。当然，我也承认，我的立场明显更倾向于我认为更开明、更具同理心的一方。
我采访了一位当地法官，讨论案件中的法律问题，也采访了当地的女权主义者，让她们为那位女性发声。节目结束后，我像往常一样把FM切换到自动播放模式，检查播出记录，然后关掉电台。
我从侧门走出去，关上身后的灯。那时电台里只有我一个人，一如既往。走进那片巨大的停车场时，我看到一边停着一排车，另一边也停着一排车，而中间则是一排警车，把两边隔开。右边的车，是来伤害我的；左边的车，是来保护我的；而警察，则是为了维持秩序。
我缩着身子跑到车里，开车回家，哭了一整夜。我不明白， 为什么有人会对“真相”愤怒？ 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恨我？我只是把隐藏在黑暗中的事实照亮而已。为什么人们不愿意知道完整的故事？
那是我在南方生活的一个危机时刻，在那种文化里，女人是不该冒犯、不该质疑的。
天亮时，我终于意识到一件事：我拥有一种力量，但那并不是我想要的，我也完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我该怎么办？我悲伤地意识到，人们要么非常非常喜欢我，要么非常非常讨厌我。几乎没有中间地带。
这次事件也让我第一次意识到，这种极端反应，来自我的声音。后来我才发现，我的文字，甚至我的存在本身，也会对人们产生同样的效果。那一夜，以及此后很多年，这种“存在感”让我非常痛苦。
我害怕这种力量，也不想与之有任何关系。我更希望的是，被所有人喜欢，只想得到认同。
直到很多年以后，在经历了无数个流泪的夜晚之后，我才终于学会尊重并接受这种力量，把它当作属于我的东西，并开始用它去真正产生影响。
几十年后我才明白：真正能带来改变的人，通常都会冒犯某些人；而那些一味取悦他人的人，很少真正推动改变。
我丈夫的政府工作把我们带到了华盛顿特区，我也开始了自己的咨询业务，把我多年在广告行业学到的一切整合起来。
也许因为生物沙漏里的沙子，永远在从未来流向过去，我和丈夫开始谈论要孩子，并最终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。但随着私人时间被侵扰，我们的生活很快开始瓦解。
先是大女儿 Jennifer，对牛奶、大豆、所有蛋白质以及所有糖类都过敏。我一边艰难应对这个诊断，一边尝试为她建立一套可行的营养方案；与此同时，小女儿 Adrianne 开始反复耳部感染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她大约12岁。
夜晚变得一片混乱：我在两个房间之间来回奔走，一边抱着一个因疼痛而尖叫的孩子来回摇哄，一边穿过走廊去抱起另一个正在哭泣的婴儿。那是我的“超级女强人”时期，每天大概只睡四个小时，而且还是被喂奶和各种打扰中断的睡眠，然后白天还要继续为客户工作。
我的办公室就在家里，也请了一个全职帮手，这意味着当帮手照看一个孩子时，我可以陪着另一个。这样一来，在没有工作截止压力的时候，我还能尽量亲自陪伴她们，确保没人伤害她们。
大女儿 Jennifer 因为长期的胃部不适，几乎一直在哭。从出生第十天起，她就再也没有午睡过。她通常是哭着在午夜入睡，凌晨两点醒来哭一次，四点再哭一次，然后六点就彻底醒来。
小女儿则是在耳朵感染时几乎一直哭闹。她两岁那年，整整感染了十二次。
当我去见客户时，常常会把孩子和保姆一起带上。路上会停在游乐场、儿童博物馆或者商场，让她们玩耍，而我则处理商务会谈。那时我们住在华盛顿附近，所以就像我人生中一贯“误打误撞”的路径一样，我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政治咨询领域。
看起来，我在这方面也有天赋。我对待政客的方式，和我当年对待一家鞋业公司的方式完全一样。其实事情本质上很简单。归根结底，这一切不过是理解客户的立场，理解他们的本质，以及如何在市场中展现出来而已。
也正是在操盘某个具体竞选项目时，我开始痛苦地意识到，右翼福音派议程正在不断扩张的力量。那种不祥而明显的趋势让我感到恐惧。我仿佛看见未来的宪法权利被一点点削弱，被雕刻、被切割。
我预见到一个可怕的世界，由我童年熟悉的那种意识形态主导：狭隘、偏见、无知。我看见审查制度的到来，看见自由的丧失。而这一切，竟然都打着“上帝”和“正义”的名义。面对这股力量，我感到彻底无力，就像我在自己人生中一贯的那种无力感一样。
我仿佛骑在一匹马上，但这匹马与我童年那匹完全不同。它正奔向一个我不想去的方向，而我却无能为力。那时的我，只是处于观察者角度，我的“行动按钮”尚未启动。
孩子的需求越多，我丈夫就越是疏远。他每天早上六点出门上班，下午五点回来，然后会泡一个长时间的热水澡——这是我极度羡慕的。之后，他要么把自己关进家里的书房，要么沉浸在电视里，几个小时后才再次出现。
我大概可以用手指和脚趾数出，他为女儿们哄睡的次数。情感上，他变得越来越冷淡。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，他已经有三年没有碰过我，而我甚至不被允许主动靠近。
我尝试与他沟通，却毫无结果。我提出做婚姻咨询，最终只换来一个毫无帮助的咨询师。那种人，大概连世界上最相爱的两个人都能拆散。
大多数夜晚，我都是哭着入睡，而他从未察觉。
有一天，我站在床尾，咬着嘴唇，强迫自己稳住情绪，问他：“你为什么再也不碰我了？”
他的回答只有一句：“我已经不觉得你有吸引力了。”说完，他继续低头看书。而我，继续回到自己的角色，阻止孩子们去打扰他。因为他不喜欢听到孩子哭。
这，就是我每天晚上的生活。
然而，我的事业却异常成功。我们住在对的城市，开着对的车，一切看起来都“对”。而且，我又重新拥有了东方地毯和古董！孩子们也进入了最好的幼儿园，还参加了天才项目的测试。在北弗吉尼亚，如果你是那种“有身份、有追求”的人，这几乎是标配，哪怕只是为了培养“成功的幼儿”。
转折：在崩塌中重建自我
・神秘造访开始
就在这样的生活里，“造访”开始了。
有一晚，我睡在自己的床上，突然感觉有人用手指轻轻戳我的手臂。我翻过身，睁开眼，以为是 Jennifer 站在床边找我。但让我震惊的是，那里一个人也没有。可当我低头看向自己的手臂时，皮肤却随着那种“被戳”的节奏起伏，仿佛真的有人在触碰我。
我环顾房间，在床尾看到一个巨大的发光体，轮廓有点像人形，却没有实体，只有一个闪闪发光、脉动着的存在。
它伸出一根火焰般的“手指”，对我“低声说道”：“来写吧。”
于是我起身走进书房，开始写下一系列诗歌，后来被我称为《幻影系列》。这些诗充满了一种强烈的渴望，想要弄清这个存在究竟是什么。
那是一种明确的“男性”存在，带着强烈的性张力。我渴望知道是谁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我的生命，提醒我自身存在中早已缺失的激情。
“我曾追逐你，跨越时间的轨迹，在生死轮回之间。你点燃了我，我燃烧着。”我这样写诗给他。
童年时那次“三道光”造访我房间的经历，让我一直对超自然现象充满兴趣。我很小的时候读过一本关于埃德加·凯西（Edgar Cayce）的书，也因此完全接受了轮回与因果的观念。这一切对我来说“感觉是对的”，仿佛我的灵魂本就知道其中的真相。
不过，已经有一段时间，没有任何“存在”再来造访过我，更不用说这种能够深刻改变我的经历。
这些造访持续了整整九个月，每晚如此。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开始写报纸专栏，而且比以往更加强烈的热情，更深入地投入到另类灵性探索中。过去，我的兴趣主要停留在“超自然现象”；而现在，我开始思考“上帝”。而我得出的结论是：上帝就是我自己。
我丈夫觉得我疯了。
但这些造访依然持续了九个月，足够催生出一个专栏。而这个专栏，我一写就是四年，刊登在当地报纸。
其中一篇我最早的文章，就是关于Jennifer 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故事。
这篇文章充满诗意地描绘了一位母亲对孩子的希望，但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所有父母对孩子的期待，只是借用了我自己的经历作为隐喻。
表面上，它只是关于 Jennifer 上幼儿园的故事，但实际上讲的是童年、人生与失去，被包裹在一层极其优美的语言之中。它承载了我们对所有孩子的希望与梦想。
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人们讨厌我写的这篇文章。
编辑是我的朋友，他理解专栏作家的影响力。他对我制造出的争议，感到非常兴奋，还特意把那些仇恨信件刊登了出来。可我始终无法理解，人们怎么会因为一篇写女儿上幼儿园、充满爱与期待的文章而恨我？
我反复读那篇文章，直到今天，我看到的依然只是感动，而不是仇恨。
然而下一周报纸出来时，整整两页都是骂我的读者来信。我哭了一整周。再下一周，又出现了完全相反的内容，人们开始赞美我。
・从情感崩塌，到内在觉醒
我再次被推回到那个 老问题：取悦他人。
为什么不能所有人都喜欢我？
有一次我在超市签支票，收银员认出了我的名字，说她很喜欢我的专栏；后面排队的一位女士却说她讨厌我；再后面那位又说她非常喜欢我。我低着头快步离开商店，回家又哭了。
我对自己说：如果我五岁的女儿都能长大、去上学，那么我也应该学会长大。在这里，“长大”指的是 克服那种“我不被喜欢”“我不被认可”的恐惧。
这还是同一个旧问题：“为什么没人爱我”。
但我终于意识到：它正在阻碍我成为真正的自己。只要我还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，我就无法真正释放全部能量。我所有的精力，都用来取悦别人——取悦丈夫、取悦孩子、取悦客户。留给我自己的能量，几乎为零。
我的人生，就像不断的跌入与分裂。我跌进某种生活，然后分裂，再从中挣脱出来。我也许早该意识到，我的婚姻正在出现一道裂缝，而这道裂缝已经大到足以让我掉进去。
我们走在不同的路上，只是在偶尔的交叉口短暂相遇。
但我不是轻易放弃的人，我仍然努力维持关系，或者假装这一切并不重要，即使我并不快乐。
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和一位来出差的朋友一起去吃饭。他每次来都会请我们吃饭。这次我们在乔治敦的一家法国餐厅，服务员穿着轮滑鞋，在用餐间隙还会冲上舞台表演小型音乐节目。
那天，我喝了一点酒。这对我来说非常罕见。只需要一杯酒，我就会变得非常开心，也很容易微醺。情绪一下子松动了，我想起了那个我曾经深爱、最终嫁给的男人，那个让我愿意和他一起生孩子的人。
于是我俯身过去，把手指轻轻滑过他的脖子，心里充满那种甜腻又性感的想象。但他甚至没有回头，只是把手往后一挥，他大概以为有什么虫子在他脖子上，于是像拍苍蝇一样把它赶走。
那一刻的感觉，就像有人直接扇了我的心一巴掌。不知为什么，那成了最后一根稻草，这只是他无数次拒绝亲密中的一次，但却压垮了我。
我突然崩溃了。
我站起来，把车钥匙推给他，让他开走那辆车（反正我也觉得自己不配拥有）。然后走出了门。
我身上只有25美分，就拦了一辆出租车，请司机先带我去银行取钱，好付接下来30英里回雷斯顿家的车费。
司机是一名来自伊拉克的学生，正在读博士。途中我们又接上一位朋友，她带着一把小号，我回家拿了单簧管。于是我们三个人坐在小镇的湖畔广场上开始演奏音乐：她吹小号，我吹单簧管，司机打塔布拉鼓并唱歌。
我们一直在Lake Anne广场上演奏蓝调，一直到天亮。
我唱失去的爱情，她唱失去的青春，他唱战争的残酷。奇怪的是，没有人来阻止我们。
我本来打算第二天晚上就离开，但他劝我留下几周，说：“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，不该一个人住在外面受冷。”他说只要给他几周时间，他就会搬出去找地方。但他最终没有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父亲担心如果他搬走，我可能会说他遗弃家庭，并争夺房子，所以劝他留下。
显然，他完全不了解我，我从来不留恋房子与古董。我不觉得自己值得被照顾。我只能照顾自己。没有人爱我。无论我付出多少、工作多努力、爱得多深，我始终像个孤儿，而且永远都如此。
归根结底，我只是一个女人。每个人都知道，女人没有真正的价值。我们不能成为圣人，也不能成为神秘者。我们只能是“为男性服务的人”。我们存在的意义只是生育，而这种意义，很快就会被试管和实验室取代。
那次事件之后，我又在那个家待了六个月，但我摘下了婚戒，不再认为自己是已婚状态。我开始认真投入自己的精神探索，而他对此毫无兴趣。
我在钦科蒂格岛（Chincoteague Island）租了一间小屋，一个人住了两个星期，没有时钟，也没有电话。
这是我自从弗吉尼亚乡间小路之后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处体验。我完全沉浸其中，吸收它、浸泡在它里面，享受它。我把它洒在脸上，沐浴在其中，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，给自己留出呼吸与思考的空间。
我和一位渔夫成了朋友，他每天把最好的鱼分给我。我几乎每天都过着一种简单却近乎幸福的生活：一只巨大的螃蟹，一杯红酒。
当我漫步在大西洋海岸的姐妹岛阿萨蒂格岛（Assateague）时，我经历了一次无法简单定义为“超自然体验”的事件，它改变了我的人生。
在暴风雨中沿着海滩行走时，我开始了一场持续了整整三天的与那“ 无声的语言 ”对话。这位 出现在我脑海中的“导师” ，是我当时经历过最强大、最具压倒性的存在。
它的力量和存在，让我既敬畏又谦卑。
这些“无声的语言”教导我关于“完美幻象”的知识，教我理解光谱，以及我们如何在“坠入物质世界”的过程中，通过光的分裂来创造现实。它还讲述了 意识的物理结构，以及看似不完美中却蕴含着完美。
它说，灵魂本质上是光的结构：我们最初是一体的光，随着我们在光谱上“坠落”，进入这个电磁性质的现实层时，我们分裂为两束光：阴与阳、正与负。
它告诉我， 这两束原初之光，几乎从未在同一个层级相聚，它们的重新结合极其罕见。如果在各自的成长尚未完成之前过早重聚，其能量之强甚至可能相互“摧毁”，因为原初之光的磁性过于强大。
在说完这些警告之后，这个声音告诉我：
我的命运，是与我的“原初之光”重新合一。
于是，那个一直相信真爱的内在小女孩被重新点燃。她一直相信自己在某个地方还有另一半的存在。只是这一次，这个信念伴随着明确的警告，但即便如此，我的心仍然为这种可能性激动不已。
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人生，并意识到一个事实：关系始终是我生命中最核心的主题。它是我的工作，也是我的爱。而事实上，寻找我的另一半，一直就是我生命探索的核心。
如果真的存在“必须先完成各自人生功课，才能相遇”的规则，那么我就必须先回到自己身上，去完成这些未完成的课题。我下定决心：我要主动召唤所有未尽的内在课题，直到自己真正准备好为止。
那三天，我一直在猛烈的东北风暴中行走。持续不断的狂风，强劲到必须身体前倾才能前进。我一边走，一边在脑海中与那个“上帝的声音”争论，愤怒地质疑生命与形而上学中的种种矛盾与变幻莫测。
有一次，在激烈辩论完一个问题后，这个声音让我停下脚步，捡起地上的一枚贝壳。它已经破裂，上面布满藤壶，一侧还沾着油污与泥浆的痕迹。曾经的生命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寄生物与废弃物的污染。
就在那一瞬间，我脑中的天空像从中间劈成了两半，我进入了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状态——我“看见”了真相。我看见了一切。
我看见宇宙与宇宙之间的旋转。无数层级、无数维度的世界彼此层层嵌套，像世界中还有世界。
“目的”与“完美”并不是固定概念，而像柔软的杂技演员，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变形、弯折。一切都是完美的。甚至“完美”这个概念本身也是有限的。而这一点，也是完美的。
不完美，本身就是完美！
我停留在这种极致的喜悦中，可能只有几秒钟，也可能几个小时。毕竟我已经在狂风中连续行走了三天，从日出走到月升。
我曾问：“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？”
而那个“大存在”回答了我。
第四天清晨，我又回到海边，请求能让我把这几天所学写下来，因为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“交流”。
那个声音告诉我：我必须先“重新赢得这些语言”。 只有当我在自己的生活中，真正拥有这些理解后，我才能重新获得所有的教诲。 但那时，它们不再是被复诵的知识，而是从我的嘴与心中自然流出的表达。因此，这段经历我可以讲述，但无法完全写出那三天在风暴中所给予的完整教导。
回到家后，我再也无法回到从前的状态。我已经改变了。我爱我的丈夫，但他无法爱他自己。而我本该早一点明白，人生最重要的课程之一：
你无法用足够的爱，去让一个人爱你。如果一个人无法爱自己，他也无法真正爱别人。
但我没有从第一次婚姻中学会这一点，也同样没能从第二次尝试中学会。相反，我曾无数个夜晚躺在他身旁，泪水顺着脸颊流下，而他毫无察觉。十年之后，我终于明白：我一直在等待感情回温，但他的心早已冻结，也不会再融化。
・召唤与远行：开启精神之旅
于是我离开了。那时，我已经成长到一个阶段： 生存，无法取代情感自由与真实性。
我拒绝让孩子们在一个虚假、充满谎言的环境中长大——那种靠社会契约维系的形式婚姻，那种“爸爸妈妈还在一起，只是为了孩子”的婚姻。如果他就是我的灵魂伴侣，显然他并不这么认为。
而我正被北方天空中的某座岛屿召唤，也被风中的那位伟大导师呼唤。
在我经历奇尼科提格岛（Chincoteague）那段神奇体验几个月后，我看到了一段视频，内容听起来非常像我的“风中导师”。于是，我做出了决定：收拾行李，带上两个女儿，关闭事业，买下一辆面包车，把它装满，踏上了横跨大陆的旅程。我要去西部，把那位“伟大导师”的教导写下来，并处理我未完成的人生课题，好让我自己真正准备好。
那段跨越全国的旅程里，有一些记忆令我至今难忘。
我带着一个六岁和一个八岁的孩子，在路上露营。夜晚，我们的老款大众 Westfalia 露营车，挤在一排巨大的改装巴士和豪华房车之间。那些房车像移动的城堡，而我们只是一个龟壳般的小空间。外面，有人从价值二十万美元的房车里搬出亚麻桌布和银质酒杯，在塑料椅上大吃大喝、畅饮啤酒。而我们，则吃着班尼迪克蛋，配上烤奶酪三明治，用银质高脚杯喝着茶。
1986年7月4日的那天，我在西弗吉尼亚的马蹄瀑布（Horseshoe Falls）下方的水池中，在奔腾的温热水流中开怀大笑。而我原本可以选择去参加白宫行政层面的简报会议，去体验所谓的荣耀，但我选择了瀑布。
那一刻，我觉得：这才是关于自由更真实的表达。坐在瀑布里，比坐在里根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更有意义。
后来，在肯塔基州的埃尔克溪（Elk Creek），我第一次经历了偏头痛。头痛剧烈到我不得不停下车。午后，我们进入了埃尔克溪营地。我选了一个营位，然后整个人因剧痛钻进被子里，躲进黑暗中。
隔壁营地里住着一位叫艾尔莎的女人，她每年夏天都会长期露营在那里，挂起圣诞彩灯，把草坪铺满整个区域，还竖着一块木牌，标明她的领地。她像一位小小的女王，在折叠椅上坐着剥豆子，一只吉娃娃陪在旁边。
在我昏过去之前的模糊记忆中，我看到我的两个女儿走进她的栅栏，与她和她的世界短暂接触。之后我失去了意识。几个小时后，我醒来， 大脑像被重新“电路重置”一样。 这种情况，在接下来多年里会反复出现。 每一次偏头痛，都像把我彻底清空重启一样。
我吓坏了。我睡了多久？孩子们在哪里？
在这趟旅程，我本来下定决心，绝不让她们离开我的视线。毕竟我听过太多，关于孩子们在露营地去厕所的路上失踪的恐怖故事。
我拉开面包车的窗帘，让逐渐消退的暮色微光穿过我的视神经，轻微皱了皱眉。她们还在，就在隔壁，和艾尔莎一起剥豆子。
“天啊，”我想，“她会怎么看我？我睡在车里这么久，孩子却在外面乱跑。”她是个年长的女人，而我从小就学会了害怕年长的女性。毕竟，我就是被这样的女人养大的。
我跌跌撞撞地走出车门，穿过小栅栏，来到写着“艾尔莎的营地（Elk Creek）”的牌子下。孩子们兴奋地迎接我，还央求我看艾尔莎的吉娃娃表演绝技。
艾尔莎同意了。于是他们对小狗下达指令：“去拿一杯饮料来。”那只一身白毛的小狗冲进露营拖车，拽出一罐啤酒。它疯狂地低吼着，把啤酒罐在草坪上来回拖拽，猛地撞向折叠椅，还用爪子撕抓易拉罐的顶端，直到啤酒开始渗出来。然后它得意地躺下，把罐子拉到自己身上，让啤酒一滴一滴顺着流进它的喉咙。
艾尔莎转向我说：“所以，孩子们说你要带她们去北方某个很远很远的岛屿。你这么做，有什么正当理由吗？”
恐惧一下子堵住了我的喉咙。她会因此评判我吗？我会在这种审视下崩溃吗？我能不能编一个合理的理由，为自己的决定辩解？
但我听见自己说：“没有。我没什么正当理由。我只是想去。”
艾尔莎点点头：“很好。我从没见过幸福来自合理的理由。”
那一刻我知道了： 我们正在走的是一条精神之旅，而不是理性之旅。
接下来，类似的事在这段旅程中不断发生。
从在密苏里河沿岸的河船上，与老民谣歌手的哲学对话，到南达科他州国家公园的怀特河上，在风暴中救下一只青蛙。
我太喜欢蒙大拿州的米苏拉市，甚至在面包车前跪下和它“谈条件”。我对车说：无论你在哪里抛锚，我都把那里当作我们应该停留的地方。然后我发动引擎，心里默默希望它不要启动。但它还是启动了。
于是，我们一路向西北行进，直到在华盛顿州北部一个小镇的边缘彻底没了路。在那里，我们登上一艘渡轮，驶向那座我在东岸一路听见召唤的岛屿。在 Kaleetan 号的船头，我们三个人挤在一起迎风而立，随着越来越靠近目的地而泪流满面——那是一种“认出家”的感觉。
我们到家了。
在这里，我的心在歌唱；在这里，我的灵魂欢欣雀跃，并认出了神性。在这里，大海与峭壁相连，如同古老记忆编织的链条，交缠在一起。
我找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归属感。
但没有人期待我们的到来。没有横幅写着：“欢迎！我们一直在等待你们。现在请坐下来，写下你被召唤要完成的书，这是你的薪水。”
现实却很安静，也很冷淡。我们勉强停留了一段时间，但既然没人给出明确的邀请，我们最终还是选择继续上路。要么去西南，要么回家。我们会在路上再做决定。
然而，我们距离一座巨大的锥形雪山雷尼尔山（Mount Rainier）如此之近。我无法抗拒不去攀登它的诱惑。它就在那里，仿佛在请求一次朝圣。
于是我们爬了上去。但在下山途中，发动机最终报废了。我们被困住。或者说，被赠予了停留。
发动机损坏，意味着至少两周无法修复。我打电话回家，结果和我们之前每次打电话一样，只听到答录机。后来终于联系到孩子们的父亲，我告诉他，我们被困住了。
他没有说：“我马上飞过来处理。你们还好吗？需要什么帮助？我立刻带你们回家。”
他只是说：“所以，这对我意味着什么？”
我们再也没有回去。接下来的五年里，我成为了一个单亲母亲，和鹰与鲸一起生活在北方的一座岛上。由于孩子们的父亲在另一片海岸，因此周末探视或过夜都不可能。
所以，我没有可以休息的夜晚，没有一个周末是孤独的。生活被安排得满满的。耳朵感染还在继续。
在那段重生前的处女期，我每天不断重复着一个咒语。在浴缸里、爬山时、去接孩子的路上…… 在那五年里，无处不在。我每天至少要说二十遍。
“从我存在的主神，到内在的父母之源，我召唤我所有未完成的人生课题，把它们带到我面前；把我所有未曾面对的部分带到我面前；把我的恐惧、嫉妒、不安都带到我面前，让我现在就处理它们。就这样吧！”
有时候，我会在结尾加上一句：“把所有未完成的课题都带出来，让我得以完成它们，如此我才能准备好迎接我的灵魂伴侣。”
・梦想与现实：单身母亲的生存挑战
那几年，我和两个女儿的关系非常亲密，几乎寸步不离。我们就是彼此全部的世界。
大多数时间，我们靠每月900美元生活。有一次，我和 Jennifer、Adrianne 坐下来，一起讨论未来该怎么办。我始终在为钱焦虑。我向她们解释：
我们可以搬回华盛顿特区，那样我可以重新赚很多钱，她们也可以重新穿上曾经拥有的 Bloomingdale’s的衣服。现在，她们的衣服都是从二手店买的。
我还说，如果回去，我将不会像现在这样随时都在她们身边。但我们可以请人帮忙，她们也可以学音乐、学舞蹈，拥有现在没有的东西。
我们当时勉强保住了一处不错的冬季租屋，空间宽敞，家具也很漂亮，但它已经超出预算。于是我们每年夏天都会搬出去，四处漂泊，直到秋天再搬回来。
但现在，这个房子也已经无法负担。我们面前是一堵现实的墙，尤其是如果我要尝试出版一本书的话，开销会更大。
她们很耐心地听完，我关于家庭经济状况的说明，然后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哦，不！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让你实现梦想的。你不能放弃你的梦想。我们可以住更便宜的地方。如果你不活出自己的梦想，一切都不会成功！”
就这样，我们找到了一辆被遗弃的拖车。拖车里天花板已经缺失，潮湿发霉的绝缘材料垂挂在每个房间。说屋顶漏水已经是轻描淡写。我们没有任何家具，也没有钱把华盛顿的家具运过来。我们只能一点点东拼西凑，布置我们在海边的拖车（如果还能叫它“布置”的话）。
我们的大号泡沫床垫是从垃圾场捡来的。它是V形的，中间有一条很深的凹陷。我们三个人睡在一起，我睡中间，女儿们睡在左右两边。我们睡觉时，胳膊和小腿会伸展开，我们的身体像一团乱麻纠缠在一起。有时候翻身，还会被彼此的手脚卡住。
我脸上总是压着一只小手臂。但我很喜欢那样睡觉。
在所有对她们父亲的愤怒里，有一件事，每到圣诞节都会让我格外难过。他在弗吉尼亚州那栋舒适的四居室房子里，保留着所有圣诞装饰和彩灯。
我后来才知道，自从我们离开后，他再也没有用过它们。但他也没有寄给我们。所以我们什么圣诞装饰都没有，当然也不可能花钱去买。
有一年，我们一位挚友，岛上的医生，从他的圣诞树上带来了一些装饰送给我们，让我们至少能挂上一点节日的东西。
还有一年，我们甚至连圣诞树都买不起。于是，一位朋友从岛上的一座高山上带来了一棵树，他拥有那片山的伐木权。那是一棵铁杉，枝繁叶茂，绿意盎然，比以往任何一年的圣诞树都漂亮许多。我们把仅有的几件小装饰挂上去，用爆米花和马德罗纳浆果串成装饰带，欣赏一番后就去睡觉了。
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孩子们兴奋地跑去看他们的圣诞树，却发现它已经散落在地毯上。因为铁杉的绿色针叶会在室内掉落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就一直在地毯上捡那些铁杉针叶。
那是马德罗纳树枝的圣诞节。我自己觉得，这对环境保护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表达—— 一棵树不必死，一根枯枝也能得到尊重。但我不认为孩子们认同我对那根枯枝的环保观点。
后来我们修好了屋顶，慢慢修补完天花板，终于封好了致命的保温材料，但这是在经历了几十次耳朵感染之后才完成的。那段时间，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在高烧般的病毒性脑膜炎中痛苦挣扎。
我记得自己仿佛穿越了维度，在地狱般的世界中旋转坠落，汗流浃背，火烧火燎。那时我已经感觉不到疼。“疼”这个词，根本不足以形容那种痛苦。那感觉像是我的骨髓在体内被煮沸，而我却仍然活着。那种痛苦超越了这个世界，甚至延伸到另一个世界。
在我们住在拖车的那些年里，岛上曾遭遇过两场极其可怕的风暴。每一次都被称为“百年一遇的风暴”。而两次风暴期间，我们恰好都住在Orcas岛的北岸。电力很快中断，随后供水也停止了。
我们的小拖车里只有一台小型的肯特式柴火取暖炉，放在客厅。我把厨房的一整面墙堆满木材，并用黑色塑料布封住窗户内侧和推拉门，整个空间封得严严实实。我逼自己每天出去一次，在狂风中补充木材。夜里我设定好闹钟，每两小时起来一次去加燃炉子。
在其他人纷纷逃离北岸时，我们却留在了那辆拖车里，但最终我们活下来了。另外两位单身母亲也在零下十度的严寒中，从她们的大房子里撤离。
我们把床垫铺满整个客厅的地板，三位母亲和六个孩子，挤在一个8英尺乘8英尺的空间里，共同度过了风暴。一连好几天，我们用那台小炉子煮汤和面条。我们也在同一台炉子上融化雪取水，用来饮用、煮土豆和面条。
我会永远对肯特式炉子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。它不仅让我们活下来，还为我们提供了温暖和食物。
在最艰难的那段时期快结束时，Adrianne 迎来了她的八岁生日。我们设法开车进城去了趟杂货店。当时电力还没有恢复，商店甚至无法打开门。他们只好把门撬开，强行打开一条缝，让岛上的居民可以购买货架上仅剩的一点物资。
我们只找到了一盒 Duncan Hines 白蛋糕粉，于是带回了家。我们打开盒子，用同一把餐勺轮流吃着干蛋糕粉，一边吃一边唱生日快乐歌。直到今天，那仍然是我参加过最好的生日派对。
三个女人和六个孩子，在岛上遭受风暴袭击最严重的地方活了下来。当时阿拉斯加刮起的狂风时速超过 90 英里，气温低于零度。我们没有任何男人的帮助，却保持了温暖、吃饱喝足，也活了下来。
在这种收入微薄、挣扎求生的生活中，我仍然做到了我来这里要做的事。我编辑并出版了三本书，这些书都基于我相信来自“风中的伟大导师”的资料。对于一个每月只靠900美元生活的单身母亲来说，这是一项堪称完美的成就。
最终，我拿回了前两本书的版权，自行出版了最后一本，甚至还登上了《新时代》畅销书排行榜。
Adrianne 至今仍然说，每当她想起我生命中的力量时，她都会想到那段“拖车岁月”——我们发现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们。
我的其中一本书是关于男性暴君，尽管我当时并不认为自己曾真正遇到过这样的人。一本是关于显化。还有一本是关于超意识。
我现在真希望自己当时能知道：我在书里编辑的内容，会把相应的体验也吸引到生活中。否则，我永远不会写那本关于男性暴君的书。
但你知道，那种孤独和肩负重任的感觉，是会慢慢消耗人的精神。学校条件极其糟糕，我一直为孩子们的教育担忧。除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外，我几乎什么都无法给她们。尽管我已经成了二手世界里的魔术师。
但在我内心深处，我依然是孤独的。
我开始围绕第三本书做演讲，主要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我认为极其缺乏理解的主题。我认识的很多人，对任何以“神性”为框架呈现出来的存在，都怀有深深的敬意，甚至到了近乎盲目崇拜和屈从的地步。只要出现一个声音，被称作上帝、耶稣、玛丽亚，或任何已知的大师，人们就会虔诚地俯首敬拜。
然而，同样是这些在宗教意义上向神性，鞠躬致敬的人，却会嘲笑那些声称接收到来自我们当前历史框架之外信息的人，比如“外星意识”。
这种界限，狭隘得令人震惊。于是我决定，我的任务就是搭建这道鸿沟——连接灵性与所谓“外星意识”，并开始公开谈论这个主题。
我一直不太理解，命运与因果业力究竟在哪里交汇。如果我们创造自己的现实，那么“宿命”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？
也许这一生我都不会真正知道答案。
我也永远无法理解：一个女人为了不让女儿在没有爱的家庭中长大，选择离开一个男人，后来怎么会卷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。
・认知错位：陷入危险关系
我在一次演讲活动中遇到一个男人，他声称自己具有某种非凡的身份，而事实上并不是。但我相信了他，因为我希望他真的是他所说的那种人，因为我希望这个世界真的拥有这样的可能性。我也希望，我自己的人生能拥有那样的可能性。
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位伟大的导师。他会弹吉他，还会唱歌。他告诉我他是美洲原住民，是一位萨满巫医，曾与古老的祖父母学习。他进行仪式，吹长笛，写歌。他随身携带一支神圣的烟斗，并唤起了我潜意识中深藏的意象。
就这样，我与鹰、熊、蜘蛛、渡鸦、白猫头鹰与黑鱼的时光开始了。我徒步深入森林，每周大约有两晚背着石头进入汗蒸房，一边祈祷一边唱歌。
最初两年，我们与长老们一起旅行，我也确实学到了许多令人惊叹的东西。但我当时并不知道，他也在和我一起学习。他在我们相遇之前，其实并不真正懂这些知识。
话说回来，我从未遇到过真正的骗子，直到遇见他。而当时的我，也花了很多年才真正看清这一点。我并不知道，黑暗可以如此巧妙地伪装成光明。
他开始一步步摧毁我，贬低我，让我从朋友的关系中隔离，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夺走我的自主权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醒来才意识到：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被虐待的女人。我竟然允许一个男人对我施暴，而我却支持他。
有一天，我走在他身后，正要去厨房给他倒一杯咖啡。他突然转身，朝我的左耳狠狠打了一拳。剧烈的疼痛像电流一样穿透我，我瞬间倒地。那一天剩下的时间，我都蜷缩在床上捂着耳朵，因疼痛蜷缩成胎儿的姿势。
那只耳朵整整失聪了六个月。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。他从未说过一句“对不起”。我们只是继续生活。毕竟，他是一位“伟大的老师”，而我只是一个女人。我还能怎么解释，自己为什么会允许被这样的对待？
也许正因为这种虐待并不常见，而且总是毫无预兆的发生，所以我替它找了理由。也许我太羞于承认它发生过。又或许是童年的创伤被重新触发。
我想起了五年级的时候。
那是一个春日午餐后的下午，老师最宠爱的 Charlotte 看到讲台上放着一本书。Charlotte 是班级图书管理员，所以她的职责是检查教室里所有图书是否被登记。
糟糕的是，那本书根本没有被借出登记！于是她立刻把书送回图书馆，然后回到教室。铃声响了，老师走进教室，看了一眼自己的桌子，问书在哪里。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。
Brown 老师对一些孩子特别刻薄，对另一些孩子却格外偏爱。没有人能解释她的行为，也没有人能预测她会选谁作为施暴对象。
那天，Brown 老师穿过教室，停在我面前：“Judi，是你把我的书送回图书馆的，对吗？”
“没有，老师。”我恭敬地回答。
她没有再说话，而是抬起手，一巴掌狠狠扇在我脸上，并把我从椅子上推到地上。我又震惊又羞辱。
但当时，我什么都没做！
后来我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件事告诉母亲。她一定会为我做主。母亲总是会保护自己孩子的。但当我告诉她发生的一切时，母亲却说：“我相信她一定是有理由的。我和她在同一所学校教书，我也无能为力。”
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对此的回应。而这句话的余震，在我生命里延续了三十年。
如果有人打我，那一定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，才“应得”的。如果我曾在持刀威胁下被强暴，那一定是因为我不该那么晚，独自走在那条路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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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最终吸取教训之前，他袭击了我的女儿，并偷走了我们多年积累的一切。他甚至差点杀了我，把我按在玻璃门上，不停地打我的脸，直到我几乎失去意识。
直到那一刻，我才终于看清真相。我为了争取一个男人的灵魂，与黑暗面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抗争。而我最终输了。
在我们从一位草药师那里学习归来后，我们约定分手。但当我和女儿不在家时，他用记号笔在卧室墙上写满污言秽语，收拾好一切后就离开了。
而我学到了关于“ 男性暴君 ”的残酷一课。他伪造我的签名，结果引发诉讼，还洗劫了我的银行账户。我们回到家，发现所有东西都没了——应该说，是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没了。
他拿走了孩子们用抚养费买的新的播放器，所有CD，我所有的艺术品，我的神圣物品，所有值钱的家具，所有还能开的车，包括一辆登记在我们两人名下的房车，还有所有文件，甚至我的通讯录。他只留下了1500磅（约600公斤）湿透的绝缘材料和满屋子的垃圾。在罐子和帽子里还藏着一些威胁信。
最糟糕的是，房东通知我们必须在30天内搬走。我和孩子们一起打扫了房子，把他写满脏话的墙壁重新粉刷，并在规定期限内搬了出去。
我之所以知道那些垃圾的重量，是因为我们把它们从租来的卡车上卸到垃圾场时，他们收了我180美元。当我震惊于这笔费用时，他们说：“嘿，女士，你刚刚倒了1500磅垃圾，这就是它的价格。”那时我已身无分文，但这种雪上加霜的遭遇，已经成为我和他一起生活的家常便饭。
哦，他还抛弃了，他带进我生活的两只狗。
我把剩下的东西都放进了仓库，只留下一套看起来还不错的衣服，带着孩子住进了唯一能住的地方——朋友的一辆小型房车。我们把狗送去寄养，把三只猫装进一个叠一个的笼子里。然后我们所有人挤进那个只够睡觉的空间，旁边就是猫笼。
我向女儿 Adrianne 借了钱——过去，她把自己得到的每一分钱都存了下来，或许正是为了有一天能借给我这笔钱。
然后我去镇上找房子。一位显然疯了的房产中介，把一栋昂贵的老旧海滨农舍租给了我，那房子坐落在岛上最美的土地上，占地六英亩。
我当时是一个没有工作、带着两个十几岁孩子的女人。直到今天，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租到那栋农舍的，也不知道当时我哪里来的勇气租下它。
我们慢慢搬了进去，并请求房东把旧家具留在屋里，不要拖去垃圾场。感谢女神！这至少让我们有了几张床、一个50年代的沙发，还有一张餐桌。
・从受害结构中觉醒
慢慢地，我从那种令人麻木的羞耻感中抬起头，开始联系老朋友，一个接一个找回他们的电话号码。我很快明白了，他为什么要偷走我的通讯录。
他给很多人打过电话，说我偷走了他的一切，还让他一无所有。他告诉他们，是我拿走了所有的钱。甚至他还对一些人说我虐待他。而最令人震惊的是——很多人居然相信他！
他说出了我这辈子听过最惊人的谎言。我差点忘了，他是一个多么彻头彻尾的骗子。毕竟，他欺骗了我好多年。而我几乎对所有人，隐瞒了他多年的虐待行为。
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是因为暴力发生得不频繁，所以我替它找了合理化的解释吗？还是因为我总觉得，是我做错了什么才导致他打我？又或者，因为暴力总是毫无预兆的发生，所以我很难相信它真的发生了？
总之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遭遇背叛。
我看着那些我称为朋友的人，选择相信他，而不是相信我。在遇到他之前，我一直相信每个故事都有两面。
但现在，我更明白了。
我的意思是，我依然相信 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验与真相”这种形而上的解释。但我也清楚地知道——对于虐待而言，没有任何“另一面”可以构成正当理由。无论是语言暴力，还是身体暴力，无一例外。
最后一个让我彻底震惊的事件，发生在我们搬进新家后不久。
一位女性朋友来拜访我，她是少数几个知道我遭遇虐待的人之一。她曾住在我们附近，亲眼见过他的虚伪。她也是少数几个知道，我曾支持那个男人度过他重大的法律危机。我用自己出书的收入替他支付律师费，帮他洗清那些不光彩的历史。
朋友告诉我，她曾在法律纠纷期间与那个男人的母亲通过电话。他一直声称自己是梅蒂斯人（也就是混血，部分印第安人与白人血统）。于是，这位朋友问他母亲，他家族哪一方有印第安血统。
他母亲回答说：完全没有任何印第安血统，双方家庭都是意大利人。她确认，他实际上是纯正的意大利血统。他并非他所声称的那样。
而直到最后，我都相信他。
我曾相信，他对那些法律纠纷的说法——他把自己描绘成体制的受害者。我也相信了，他关于那些文件上为什么出现不同名字的解释。我相信，他关于生命中那些“糟糕的女人”的叙述，他说她们背叛他、抛弃他，让他一无所有。而我甚至发誓要站在他身边支持他。让他看到有些女人其实是多么美好的存在。
我还相信他关于“他是如何学习并获得他的治愈能力”的说法。但最终我发现，他不仅不是印第安人，甚至连半点印第安血统都没有。他不仅不是他所说的那种人，他甚至连自己声称的那种“神圣身份”都不是。
我曾困惑：为什么他和他父母的姓氏不同，为什么他自己的女儿也是不同姓氏，为什么我认识他的那个名字，既不是他的出生名，也不是他女儿的姓氏。他一生中使用过许多不同的身份与名字。
如今我意识到， 成为“受害者”总是会带来一种可怕的羞耻感 ——无论是被虐待，还是无知，或两者兼有。就像我的情况。 这种感觉很像性侵受害者的心理状态：你会有一种强烈的自责感，仿佛是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才招致这一切，甚至隐隐觉得自己活该。
在我的情况，这种心理当然源自我童年与养母“维多利亚女王”的相处经历。她总让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，因为她收养了还是婴儿的我，没有把我丢在某个粪堆自生自灭。
而最理想的恐怖组合，就是一个天生的施虐者，遇到一个带有童年创伤的受害者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天生就适配。
如果你理解“完美中的不完美”，我们确实都得到了—— 我们选择允许自己承受的结果 ——即使这句话听起来，残酷得令人不适。
只要我们允许，暴力就还会发生。
而当我们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时，我们也会选择自由。即使代价是，失去看似一切的东西。
他之所以在那时逃走，是因为随着我的怀疑与日俱增，我开始越来越大声地揭穿他的虚伪，哪怕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。我甚至威胁，要让人们知道他的真面目。如果我继续顺从、卑躬屈膝听从他，他仍然会继续控制我的人生。
・重建信任：遇见汤姆·肯永
最后在逃离恐惧的过程中，我拉拢了一位朋友加入我的行动。
一位非凡而美好的人，仿佛真的骑着白马从远方飞奔到我身边，在我最崩溃的时刻，帮助我度过了这场危机。
他把他的“白马”从海外带到美国。他告诉我，无论我做什么，都不可能让他离开；无论我多么努力地把他推开，他都会留在我身边。最终，我向他的坚持屈服，将自己那一头长发从城堡的高墙上放了下来（译注：长发公主的童话故事）。
他与我过去认识的所有男人都截然不同。他脚踏实地，无论是在事业上，还是在精神层面。他爱我。他会认真倾听我的感受，在每一件事上都重视我的意见。而且他喜欢触碰，也喜欢被触碰。
有一天，在圣达菲的一家咖啡馆，他握住我的手，摘下那枚他走到哪里都戴着的戒指，说：“下一枚戴在这根手指的戒指，会是你为我戴上的，就在我为你戴上的同一天。那将是一枚把我们永远绑定在一起的戒指。”
那一刻，就像电影里的场景，我彻底融化了。我终于感到足够安全，可以再次放心去信任了吗？我把“长发”从城墙上又垂下了一些。
慢慢地，在他的爱与承诺中，我开始一点点放松下来。他帮我拆解那些束缚我的混乱思绪。他为我挺身而出。我想，从不曾有人真正为我辩护过。
我们一起开始了新的事业。他爱我的女儿们，而她们的人生中，第一次拥有了一位慈爱慷慨的父亲。他给 Jennifer 钱去上吉他课，这是我以前没能给她的。他还为 Adrianne 买了飞行耳机，这样她飞行时就不必再借别人的。
他会注意到身边的那些微小细节，并立刻付诸行动。他甚至开车去 Jennifer 的大学，亲自考察她未来的室友，温柔的询问、评估他们的资格，只为确保她在那个环境里是安全的。他问出一堆只有关心女儿的父亲才会问的傻问题。Jennifer 在这种爱的关注中容光焕发。
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。
爱与被珍视，是无法衡量的。 没有任何尺子，足够长到能丈量它的重要性；没有任何秤，可以计算出它的分量。
就这样，我开始痊愈。
于是当圣诞节临近时，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找到一份最特别的礼物，来感谢他选择成为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存在。
我想给他的，不只是一个装在盒子里的物品，而是一份无法被衡量的心意。我想找到某种方式，能够表达我对他的敬畏与谦卑，以及深深的感激。
这个人就是 Tom Kenyon。
-未完待续-
